1864年的曾国藩,到底能不能另起炉灶

自古权臣重兵在握，要么兔死狗烹，要么谋朝篡位，很少出现第三条路。晚清却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一方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一方是女主拥幼子当国，主少国疑。双方能相安无事，安享晚年，啧啧称奇。

历史上这种类似的岁月静好，不是没有发生过：西汉早年吕后当政十多年，就曾与功臣宿将们维持过一段奇怪的和睦关系。但是，吕后内心不止一次想要清除功臣宿将，只不过功臣宿将们每次都以退为进，打消了她的猜疑心。吕后死后，功臣宿将们却急不可耐将吕氏家族全部除掉。

吕后剧照

晚清的场景，说起来比汉初更稀奇。吕后主政那十多年，表面平静实际暗流涌动；而慈禧与湘淮军头们，似乎很快建立起了一种情感、价值观的双重认同。换句容易听懂的话说，就是互相信得过。这很不寻常。

恭亲王奕?

辛酉政变之后，慈禧和奕?一改咸丰皇帝优柔寡断的执政风格，放手支持湘淮军头们自由发挥。即便是对湘淮军头拥兵自重的猜疑，也是明面上直白表达，而不是像咸丰皇帝一样心口不一，朝令夕改，让底下大员们莫衷一是。君臣之间有什么芥蒂就明说，互相坦明底线和心迹，退而摆正自己的位置，自然能相安无事。

行文说到这里，并不是要夸奖慈禧——以她的狭隘眼界，根本没办法给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找条明路。只是说，相比她眼高手低、心猿意马的丈夫，她能认清现实，在适当的时机做了合乎实际的选择。结果是君臣相安无事，朝野上下团结。

这十二个字说起来容易，实际能做成的寥寥无几。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重臣往往认为皇帝是个傻子，不如换我来做；皇帝老是担心重臣居心叵测，必须除之而后快。即便君臣之间有姻亲或师徒或其他情感纽带，也会有另有目的者无休无止地居间搬弄挑唆。所以王翦出征前向秦始皇索要良田美宅自污，听起来很悲哀，却是消除猜忌的笨办法。

大清朝在其晚年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运气？其实还真的夸耀一下前面三位资质平庸的皇帝：嘉庆、道光、咸丰。虽然他们没有足够的才智来挽救大清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很努力，虽然有时候努力的方向错了；虽然他们努力奋斗了大半生，结果不过是减缓了清王朝衰老的速度。但是这种平庸的努力，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没有提前透支完清王朝的好运气。

书上常说，东汉亡于灵帝，明朝亡于天启，就是说皇帝过于荒淫无度是真的可以凭一己之力让朝廷上下离心，天下分崩离析的。但是，汉灵帝和朱木匠竭尽全力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东汉和明朝后面依然苦苦挣扎了十几年。相形之下，年代的清朝，与黄巾起义或明末农民起义的时代有很大不同——这时候的清朝“气数未尽”，虽然社会底层到处火山爆发，但是中枢层面依然是非常有凝聚力。也就是为君者自信可以摆平乱局，而为臣者不敢有觊觎之心。

东汉王朝的掘墓人——董卓剧照

读《后汉书》的时候，甚为可惜：如果不招董卓入京，东汉王朝是有机会荡平乱局的。当时仍有大批忠君体国的士大夫站在朝廷这边，内有王允、杨彪、袁隗这样的元老级名士，外有皇甫嵩这样忠心耿耿能征善战的虎将。而董卓入京屠杀完宦官之后，朝廷变成无主之地，失去了话事人资格。潘多拉宝盒被打开，各地诸侯开始有了看清朝廷之意、觊觎非分之想。真的是一夜之间朝廷威信荡然无存。

聊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以当时的情势，曾国藩根本不可能有非分之想——想都不可以想。朝廷威信尚在，你无论名气多大，一造反就会变成孤家寡人。即便曾国藩对部众约束有力，全军十万人起事，左手李鸿章、右手左宗棠全部铁了心绑在一起，也不过打成安史之乱那种烂账，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安史之乱初期，唐军主力被安禄山消灭得一干二净，为什么安禄山不能一统天下？因为唐王朝当时正值鼎盛时期，凝聚力很强，天下大半州县都不听从叛军调遣。唐王朝可以随时从效忠州县组织人力物力回血，不多时又拉出一只生力军。

那么曾国藩真的没有机会造反吗？其实也不是的。如果发生如下三种情况，曾国藩有出头之日：

一、年太平军北伐成功，慈禧和奕?死于非命；

二、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和奕?死于非命；

三、慈禧和奕?同时突然感染怪病，一命呜呼。

以上三种情形发生之后，朝中居心叵测的大臣挟制小皇帝以令天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猜疑，不再有信任二字可言。曾国藩顺势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造反成功。

说来说去，仅是一个朝廷威信还在不在的问题。

曾国藩照片

很多人常说，曾国藩深谙程朱理学，思想上的桎梏、藩篱不允许他做出出格的举动。其实恰恰相反，精神上出轨远比行动上出轨来得容易、来得直接、来得粗暴。在一个朝廷威信尚存的环境里，大讲仁义道德显得顺理成章；而一旦朝廷威信扫地，说服自己更上一层楼只需要顿悟和催眠，赋予自己一个“澄清天下”的使命即可。

如果我们看懂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就不难明白，曾国藩一直是把自身荣辱、家族兴衰放在国家、天下安危之前的。虽然他数十年如一日勤修苦练，磨砺品性，但他并不像某些理学卫道士一样可以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价值抛弃、牺牲一切。一旦威胁到他个人和家族的生死存亡，他可以毫不犹豫做出与理学价值相违背的决定。说到底，他可能始终是个极度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喜欢翻来覆去读曾国藩日记，所感动的与其说是他想成为圣贤的意志力，不如说是好奇一个来自湖南山村里的穷小子，如何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改变自己一生的励志故事。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清·左宗棠《挽曾国藩联》

最终，他拼搏一生，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名满天下，却并没有成为圣贤。虽然他醉心理学，却并无突出的理论建树。说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但在立德立言方面，远不及“五百年来第一完人”的王阳明，甚至在“谋国之忠”的境界上，还不如同时期的左宗棠那么敞亮、洒脱。

左宗棠照片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思想所桎梏呢？他之所以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过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而已。

曾国藩因为客观条件不具备，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得他在后人眼里一度成圣称贤，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而西汉晚期也有一位儒者，平生经过艰苦卓绝的修炼，一度风评成为圣人——因为客观条件恰好具备，果断跨入那一道门槛，反而沦为笑柄，背上万世骂名。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唐·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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