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零说不跟仁人住在一块儿,太傻

大家好，在下“论语课代表”。自己注《论语》，倒不想“为往圣继绝学”，只是想注本尽力符合孔子的本意，不负自诩的封号罢了。闲话不多说，本文为大家解读的是《里仁》第一章：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1.孟母三迁和朱熹的BUG

先与大家分享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过去千把年里，更是家喻户晓，编于南宋时期的启蒙课本《三字经》，将其作为引证的第一个典故：“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其中的“昔孟母，择邻处”指的便是“孟母三迁”的故事。

“孟母三迁”最早出自于西汉宗室大臣、经学家、文学家刘向所著的《烈女传》，内容翻译成白话文，大体便是说：孟子小时候，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孟子学了些祭拜之类的事。孟母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将家搬到集市旁。在这里，孟子学了些做买卖和屠杀的东西。孟母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于是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孟子学会了在朝廷上鞠躬行礼及进退的礼节。孟母道，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等孟子长大成人后,学成六艺,获得大儒的名望。大家以为这都是孟母逐步教化的结果。

之所以想与大家分享这样一则孟母择邻的故事，是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孔子说“里仁为美”，亦是旨在择邻；于是纷纷将本章译注如杨伯峻先生的“住的地方，要有仁德这才好；选择住处，没有仁德，怎么能是聪明呢”、傅佩荣先生的“居住在社会风气淳厚的地方是最理想的；一个人选择住处，而错过了民风淳厚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何新先生的“里巷要有仁爱才是美；居住不安置在有仁爱的地方，怎么算得上明智呢”、《论语诠解》第四篇主笔魏忠强先生的“邻里以有仁德的风俗为美；选择没有仁德风俗的居处，怎么算得上聪明呢”。译文大同小异。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在解读本章时，更是有趣：“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他（孔子）当校长兼教授，周围是莘莘学子，慕名者自远方来，他们买房赁屋，越聚越多，好像大学城，把曲阜阙里搞得和个君子国似得，多好”，从而得出的结论是，“孔子说，不跟仁人住在一块儿，太傻”（《丧家狗——我读论语》）。敢情“学区房”的概念，便是打这里而来。

之所以这么多文人学者会不约而同认为孔子旨在择邻，我想除了受典故“孟母三迁”的影响外，恐怕更多还得归功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朱熹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得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之一。他所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成为明清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标准。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写到：“里有仁厚之俗为美。择里而不居于是焉，则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为知矣”；在《朱子语类》中，则更是谈到“论语本文之意，只是择居……如今有个乡村人淳厚，便是那乡村好；有个乡村人不仁、无廉、无耻者多，便是那乡村不好。这章也无甚奥义，只是择居而已”。可谓一锤定音。正是有了权威的加持，后世学者大多选择跟随其后，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朱熹的观点对么？符合孔子的心意吗？请往下看。

《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传》记载有：“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的父亲、后母、弟弟弟曾多次图谋杀害舜。一次，他们让舜独自一人挖井，挖至深处，“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试图将舜活埋井底。正当他们以为阴谋得逞，商讨如何瓜分舜的财产和妻子时，没想到舜竟奇迹般出现在他们面前。原来舜早有准备，在井的侧壁挖了一条暗道，等到瞽和象一起往下倒土填埋水井时，便从这条暗道逃脱了。舜逃脱后，并没有一走了之，更没有以暴制暴，而是“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依旧孝顺父瞽、友爱弟象，且比以前更加恭谨了。

如果朱熹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备受孔子推崇的舜，岂不是个没有智慧的人。因为舜的至亲父母兄弟，都算是不仁之人。舜与不仁之人住在一起，太傻；尤其是舜，好不容易逃离苦海，却逃而复返，岂不更傻，简直是傻子中的战斗机。然而，舜非但不是个傻子，而且是个仁爱之人。有的朋友或许认为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或许舜的仁爱，来自他的生母。舜的生母是个仁爱之人，受其影响，舜亦成为仁爱之人，等其生母亲去世，仁爱的基因已经深深流淌舜的血液中。

只是这样的观点，西汉经学家刘向，肯定是不会认同的。他在另一部著作《说苑·杂言》，便记载有这样一句话：“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孔子死后，弟子子夏会一天天进步，另一弟子子贡则会一天天退步；这是因为，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能的人相处，子贡喜欢不如自己的人相处。

有意思的是，《孔子家语·六本》同样记载着这句话，且对子贡退步的原因作了进一步阐释：“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与善人相处，就像进入有香草的屋子，时间长了闻不到香味，说明已与香气融合一起了；与不善的人相处，就如同进入鱼铺子，时间长了闻不到臭味，这是同化了。装朱砂的容器会变成红色，装漆的容器会变成黑色，因此君子要谨慎地选择与自己相处的人。

如果到此为止，无论朱熹的观点正确与否，但至少合乎孔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的本意。可惜的是，只合乎《孔子家语》中孔子的本意，而非《论语》中孔子的本意。《孔子家语》中的孔子主张“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接近好人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可以使人变坏。强调的是，客观环境对人有着决定性影响。《论语》中的孔子则主张“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阳货》），坚硬的东西，磨而不薄；纯白的东西，染而不黑。强调的是，人未必会受客观环境的影响。

正因为《论语》中的孔子有此认识，才能明确无误地告诉爱徒颜回：“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才能潇洒自信地告诉众人：“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在这位孔子看来，一个人的仁与不仁，都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有何相干？

可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的本意，并非朱熹的言之凿凿：“如今有个乡村人淳厚，便是那乡村好；有个乡村人不仁、无廉、无耻者多，便是那乡村不好。这章也无甚奥义，只是择居而已”。不然，《论语》中的颜回，无疑便是地地道道的大傻子。因为颜回的居住地并非有仁厚之俗的乡里，而是“人不堪其忧”的陋巷。

有的朋友或许，或许又要反驳，认为颜回住的地方只是条件艰苦，但住着的都是一群“忧道不忧贫”的君子、不在乎“恶衣恶食”的志士，这样的陋巷，“何陋之有”？然而陋巷并非陋室，并非“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是“人不堪其忧”。这便意味着住在陋巷里的居民，并非人人都是仁者，因为“仁者无忧”（《子罕》）。

李零教授认为，不跟仁者住在一块，太傻。按其标准，颜回不正是李零教授眼中的“傻子”吗？然而，正是这个“傻子”，在《论语》中的孔子心中，却是最为“好学”的学生，是弟子中最不违仁的人：“不改其乐”“不迁怒，不贰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况且其他弟子，即便时常与这位“欲仁则仁”的孔子在一起，亦不过“日月至焉而已”。可见，为仁确实只靠自己，而非他人。

2.帝王之术与性恶论

问题来了，既然朱熹的观点，并非《论语》中孔子的本意，有着明显的Bug；那么为何后世还有那么多的学者紧随其后、照抄不误呢？我想，这恐怕便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社会观念的问题。

这里不得不提到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荀况，被后世尊称为荀子。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只可惜荀子对孔子尊而不用、另起炉灶。

孔子是为民请命，为天下忧道、谋道、易道：“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荀子则是为君代言，正名分、定尊卑：“明分使群”“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富国》《非相》），奠定了封建礼教的基石。

荀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早在汉代，荀学便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李斯列传》中便有评论：“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而晚清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其《仁学》中更是直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荀学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学说，便是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性恶》）。

在荀子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善良则需通过后天努力才能达到的。这就好比人生下来便有恶疾，得医治，如果放任不管，非但不能自愈，反而会不断恶化；故良好的医疗环境是必不可少的。同理，一个人要想由恶转善，化性而起伪，就必须置身于良好的教育环境中。正所谓“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

这就不然理解，在汉代的著作中，性善论的倡导者孟子为何会被安排一位信奉性恶论的母亲；而《孔子家语》中孔子同样成了性恶论的拥护者，主张“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正是在荀学的强大影响下，朱熹认为“本章只是择居而已”，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因此，只有剔除荀学性恶论的影响，“里仁为美”章才能得到正确解读。那么该章应如何准确解读呢？本人以为，关键便是要了解何谓“仁”。

3.仁，心之安宅

“仁”，并不为孔子首创；“仁”的学说，确因孔子而发扬光大。什么是“仁”？由于孔子本人没有明确定义过，以至不同人问孔子，得到的答案并不一致，即使是同一人（如樊迟）在不同的场合下问“仁”，所得回答也不尽相同。因此，“仁”在不少后人的眼中，有些神秘莫测、遥不可及。然而，从樊迟与孔子的三次问答中，我们可以对“仁”一探端倪。

“先难而后获”“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雍也》《颜渊》《子路》）。其中“爱”“恭”“敬”“忠”，这四个动词，描述的都是心理活动，均需要从心出发。而“先难而后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描述的亦是心理活动，它有助于防止人们滋生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心理。可见，“仁”与心理有关。

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会自信满满地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在孔子的眼中，“仁”并不，亦不遥远，“仁”就在身边，只要愿意，便可拥有，完全是随心所欲啊。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在违仁方面，显得千差万别：“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且可在“为仁”和“违仁”两种状态下，自由切换。

那么“仁”是种怎样心理呢？这里不妨借用孟子所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安宅”虽然无法安人身，但可以安人心，且“安宅”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因此，自己更愿意用“心境”一词来定义：“仁”即“人的良好心境”，是“心之净土与乐园”。

其实在整个《里仁》篇中，孔子为大家概括了“仁”这种心境的三种功能或者说是三种特征。本章“里仁为美”，便是其中的一种功能或是特征：仁境能够让人感受美好。为什么呢？因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无恶即是美好。要想外界无恶，是根本不可能的；拥有仁境，却可以让人化恶为美。

比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雍也》）；但由于颜回“三月不违仁”，因此能够化恶为美、不改其乐。又比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卫灵公》）；但由于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因此能够化恶为美，自我安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便是仁心的力量，“仁者无忧”（《子罕》）。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回》），亦是同样的道理：并非指如果天下每个人都能克制自己、言行合乎于礼，那么天下就归于仁境，那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人一天之中都能克制自己、言行合乎于礼，那么这一日在此人心中，天下便归于仁境。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此人不会“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泰伯》），能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不怨天、不尤人。是故，“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当然，不少学者喜欢将“苟志于仁矣，无恶也”，理解成：如果一个人立志于行仁，就不会有什么恶行。然而，没有恶性，应该只是君子最基本的要求，“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如此君子，又怎么会有恶行呢？然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宪问》），就算是孔子的弟子，所谓的七十二贤，他们的品性无疑都算得上君子，但是除了颜回能够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至于小人，他们“喻于利”“放于利而行”（《里仁》），自然多怨，内心“长戚戚”“色厉而内荏，其犹穿窬之盗”（《述而》《阳货》），又怎么能够成为无忧的仁者呢？

正是因为孔子觉得“里仁为美”，怀处仁心是美的；所以他才紧接着说“择不处仁，焉得知”，如果不选择“仁”作为心之安宅，又怎么能算得上是智慧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朱熹说：“只是择居而已”，也是说得过去：只不过他强调的是，要选择良好的外界环境；而《论语》中的孔子则强调要选择“仁”作为自己内心的安宅。因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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