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烟雨人家

江南·烟雨·人家

——江南农民人家的平凡家史

引

至年末，我的祖父已经为王氏宗谱的修订奉献了七个年头又四个月。这本脉络清晰、内容详尽的王家家谱预计于年3月31日印刷成册。家谱记载了三槐堂王氏近祖王皋至北塍二十八世约一千年历史。我的祖父为三槐堂王氏中沙支第二十六代，名新昌。

三槐堂王氏近祖，宋太尉王皋出生于年。北宋政和七年（）被荐任少府监，不久升为殿中丞。在靖康之难中，他和两个皇帝一起被俘往金营。两年后，康王赵构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建炎三年（），王皋护送皇上到明州（今浙江宁波），扈从统制苗传和刘正彦叛乱，劫持皇上，逼迫皇上传位给尚在襁袍中的太子，并请求隆裕太后重新临朝听政。王皋气愤不异，急急赶往平江（今苏州），会同张俊、吕颐浩率军救驾，苗传、吕正彦力不能敌，向南逃窜，高宗重新夺得皇位。高宗复位后，以平叛救驾之功将王皋晋升为柱国太傅，准可世代承袭。王皋在护送高宗驻跸平江府（苏州）途中，经过益地乡荻扁村（今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镇王巷村）时，就感觉这是块风水宝地，于是王皋就将家安置在荻扁。[1]他的大儿子后移居昆山，被称为东沙支；二儿子留在太平，被称为中沙支；小儿子去了无锡，被称为西沙支。

王皋很重视家谱的保存和修辞，专门派儿子王铎拿着《王氏宗谱》去临安（杭州）找岳飞，请他题词和作跋。

明朝洪武年间，开国将军徐达怀疑王氏家族有叛乱的可能，找借口将在宜丰县的中沙支王氏一家抄家，中沙支第九世王敬舒所幸死里逃生，一路向东，逃至堰口。[2]敬舒公躲进堰口的一座废弃多年的宗庙中，庙内蛛网密布，凡是被破坏的蛛网不久又会被重新编织完整。朝廷的官兵路过宗庙，一看里面遍布蛛网，没有看见有人破坏的痕迹，于是否定了敬舒公躲在其中的可能性，敬舒公这才逃过一劫。[3]

王敬舒画像

为了不引起当地官兵对自身份的怀疑，敬舒公将自己的姓氏加头加尾，化姓为“羊”，在堰口娶妻生子，直到临终前才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儿孙，让其恢复王姓。自敬舒公起的十六代人代代以农为业，日出而落，日落而息，享受着敬舒公带给他们的来之不易的安定与平静，他们在这片温柔僻静的土壤上繁衍生息。太祖父贤大，是敬舒公二房一脉的后代，三槐堂王氏宗族的第二十五代后人。

自序

一九九九年正月初三，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江南一医院的病床，焦急地等待着一条新生命地诞生。

医生推开产房的大门，摘下口罩说：“恭喜，女孩儿，五斤七两。”“女孩儿？”这个消息无疑是给等候在外的中年夫妇泼了一盆冷水。53岁的老妇人收起绽放一半的笑容，良久，喃喃道：“女孩儿也好，也好。”

这个女婴就是我，因正月初三出生，故小名为“三三”，这位妇人便是我的奶奶。奶奶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似乎只有男性才能延续家族的血脉。奶奶直到第四胎才终于生下了我的爸爸，本以为时来运转，王家香火得以延续，不想自己的儿子又生下一个女儿。国家正式严格执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儿子儿媳又都是公职人员，再生儿子怕是没了指望，女儿就女儿吧。

虽说结果不尽人意，但作为奶奶唯一的亲孙女，自然也是得到了应有的宠爱。二零一七年夏，我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递到奶奶手上时，她一把将我抱住：“我的乖孙女，我们王家的骄傲啊！”因为她似乎确定了，王家的家史不会被抛弃，不会被忘却，王家后继有人了！

我从未怪过奶奶，与其说这是重男轻女，不如说这是心系家族血脉与传承。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思考和寻找着三个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在这个过程中，也总会有那么几次寻“根”的经历。只有寻到了根，才不会变成浮尘孤独无依；只有寻到了根，才能感受到自己这个平凡而独特生命的意义。

自我初中起，爷爷就开始着手王氏家谱的重新修订，也时常和我讲起儿时的故事。借这次大学生家族史征文大赛的机会，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近百年来三代人多舛的生活，以我的视角真实还原那段艰苦的岁月。

本文主要记述了三个部分：叆叇江南、飘渺烟雨和书香人家。第一部分以我的太祖父贤大为主线，记述了江南埝口这片土地被破打破平静，太祖父被日军掳去逃回的经过；第二部分以我的祖父新昌为主线，记述了一个平凡的农民家庭在新的时局下浮沉的经过；第三部分以我的父母为主线，记述了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走出农村的过程。

如果说一个世界、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一个家庭的历史就是树梢上生长出的一片树叶，它在千千万万的树叶中独一无二，却又时时刻刻地与整棵大树血脉相连息息相关，它在时代中生长，在时代后入土滋养新的时代。

年2月16日

第一章叆叇江南

民国二十六年冬（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后不久，中国政局波谲云诡。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为了集中兵力围攻南京城，从上海兵分两路出发：一路沿沪宁线于11月中旬相继占领嘉定、常熟、苏州等地，下旬占领无锡、常州，12月2日攻占江阴要塞；一路沿沪航线于11月19日占领嘉兴，后迂回至太湖南岸，相继占领吴兴、宜兴[4]、溧阳、高淳等地。[5]

随着日军轰炸机的大范围轰炸，蒋中正下达的撤退命令过于仓促，撤退变成了大溃败，日军在上海至南京沿途未受到任何有效的抵抗。日军侵占宜兴后，对周围村庄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

埝口村的村民听闻日军进村的消息，慌忙安置家中老小。正值壮年的太公王贤大急匆匆地从田间赶回家，带着父母、妻子和四个孩子躲往村中最隐蔽的地方：桑树丛中。可是两岁大的小女儿抑制不住哭声，贤大怕暴露村民们的藏身之处，只好抱着小女儿寻找其他逃生的办法。不幸的是，刚跑到村中的小河边，日军离他们仅有百米远了。情急之下，贤大将女儿托付给正要坐船离开的一家村民。（狭小的乌篷船无法再承载贤大的重量，故贤大没有一起上船。但是船上的村民以及贤大的女儿也并没有因此逃脱日军的魔爪，前进不远后船就被日军击沉，船上的村民有的被枪射死，有的溺水而亡，贤大的女儿也在这条见证了王家世代生息的河流中溺亡）

贤大这时已经被日军发现，他和其他三五个村民一起被迫跪在日军跟前，仿佛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结束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分队扫荡的日本小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村中已经空无一人，村民的家里除了一些锅碗瓢盆和少的可怜的油盐和大米并没有什么其他珍贵的东西了。日军的将领明显很生气，要知道江南冬季最难熬的时刻就是绵绵不断淅淅沥沥的冷雨。对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日军而言，雨中行军、露营简直是一场噩梦。从上海到南京的长路上，老天爷惩罚了侵略者。

日军拿着长长的刺刀枪，抵着贤大的左胸，逼他说出其他村民藏身的地点。这时候的贤大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怎肯吐露一个字。另外三五个村民为了自己的妻儿老小也都闭口不言。这时的侵略者在长期冬雨的浸泡下已经失去了侵略的快感，他们不愿在这片空落落的土地上再浪费过多的时间。他们将贤大等村民一起带上，展开了他们下一步的侵略计划。临走前，他们在田中放了一把大火，将村民们藏身的那片桑树丛全部烧毁，所幸一场大雨来得及时，没有让大火继续蔓延，将村中的祖宅尽数保存了下来。

这一场浩劫过后，贤大的妻子吴梅英认定自己的丈夫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独自撑起了整个家。“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尽管生活如此绝望，为了三个孩子，为了王家的血脉，为了这片土地，她只能选择活下去。

三年后又是一个冬季，埝口村来了一个流浪汉，头发杂乱地披着，已经到了腰际，遮住了半张脸，身上的衣服已经破到了衣不蔽体的程度。他走到捻口28号院子，看着正在摘菜的梅英热泪盈眶。梅英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流浪汉就是三年前死去的丈夫，他回来了。

贤大到家时，脚上已经大片溃烂，血肉迷糊。当时的埝口交通不便，村里只有一名赤脚医生，村民生病了医院治疗。于是，梅英只能用偏方，捡田里的死螃蟹，用螃蟹肉和草药混合敷在脚上。然而这个方法却不怎么见效，贤大的伤好得极慢，一到雨雪天更加疼痛难忍，这无疑给梅英的肩上又添了一份重担。

一九四二年，梅英生下了她和贤大的第五个孩子，取名新昌，也就是我的祖父。新昌的诞生不知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喜是忧，好在这时候贤大的大儿子新培已经能代替母亲支撑起这个家了。梅英经常说：“新培这个孩子命好哇，之前的苦都没有吃到，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但事实上，苦日子仍在延续。

据祖父新昌回忆，自他有记忆起，贤大和梅英就很少再提那三年的往事，但是根据贤大偶尔酒后的只言片语以及大量纪实资料，可以基本还原那段悲惨的岁月。贤大以战俘身份随日军一路向西，12月南京沦陷后，日本三井矿山和华北煤矿公司在南京长江浦口港设立了几座码头，主要把华北和华中的煤炭铁矿装上轮船运往伪满洲国和日本。装卸货轮需要大批劳力，于是日军在浦口建立了两座战俘劳工集中营。[6]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早晨5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码头每天装船量到吨，全靠战俘劳工的人力来完成。战俘劳工不甘心被奴役，先后进行了四次暴动，除少数人逃离虎口，多数人都遭到了日军的镇压，贤大就是那少数人中的一个。战俘们开始想趁上班时劫火轮[7]从江上开走，没想到日军察觉把船收了，上下工让他们改由陆路步行，并惩罚他们三天不给吃饭。但是，非人的待遇和对家人的思念没有打消他们逃跑的念头，他们又多次寻访查看可以逃跑的路线。镇口有个叉路口，一条大路直通镇内每一条小路绕过稻田通向北边的深山。一天傍晚，当收工的战俘走到镇口，孤军官兵大喊一声：“走人啦！”随即扔下煤矿，抡起木杠，向押送的鬼子打去。孤军官兵夺下鬼子的枪支，向北山跑去，一块下工的贤大等二三百名劳战俘劳工见此情景，也纷纷逃走，等集中营的日军得到消息，战俘劳工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贤大一路上东躲西藏，昼伏夜行，徒步近两百公里，这才重新回到了家乡，真是一个奇迹！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一家人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孩子们也一天天地长大，日子仿佛回到了从前，甚至比以前更加容易满足，家人团聚、填饱肚子就是他们最简单也是最大的两个愿望。但是现实的残酷就连着两个愿望也难以满足。

至一九五八年，祖父新昌的大哥哥新培和二哥哥新坤都以成家，贤大常年卧病在床，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刚满十六岁的新昌独自前往广西务工。殊不知，新昌刚走，江苏普遍爆发力饥荒，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等问题，其中镇江专区宜兴县是重灾区。农村人口三年平均递减1.6%[8]，个别公社甚至发生过社员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以解饥的事情。

据祖母吴美琴口述[9]一九五九年，村里的生产大队征购过头，断了二十天的口粮，起初，村民还能摘一些田里未熟的甜瓜填肚子。此时病入膏肓的贤大为了把更多的吃食留给妻子，愣怎么劝说再也不肯吃下一丁点儿东西，临终前，他拉着梅英的手说：“活下去！等儿子回家！”就这样，一条生命在自家的床榻上一点点地逝去，成为了这场中国人民共同浩劫的无数受难者之一，他的死没有朱自清那般伟大，他的爱只是为了一个家、一个人。我想，在这乱世中，他是幸福的，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枪之下，而是死在了自己心爱的人面前，死在了世世代代的祖宅中，死在了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上，可以算是叶落归根了。

贤大死后，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木材给他做棺材，梅英向邻居家借了一块废弃的门板，抬着他埋在了村中的一片荒地里。这时，村里唯一的吃食就是田里的一些野草了，她凭着心中的信念坚持着、等待着……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的江南是叆叇而昏曚的，在这二十五年乌云蔽日的日子里，只有亲情和爱情是支撑平凡的农民们活下去的唯一信念，而这片养育了十六代王家子孙的土地似乎并无原来那么可靠，三年的饥荒丧失了人们对它的信任无数村民开始了离开家乡，颠沛流离的生活。

第二章飘渺烟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宜兴各村均办起了小学，埝口村在解放前没有小学，只有在附近的徐舍镇有一所小学，由于学校与家距离较远，村中的孩子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各乡各村都兴办起了自己的小学。

一九五二年，在埝口村干部的工作开展下，村中绝大多数的学龄儿童都入学埝口小学，其中包括我的祖父新昌。但是全校只设有一个班，全校教师也只有一名，不同年龄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上课，最小的仅七岁，最大的却有十三岁。并且，学校是村委临时用猪圈改出来的草房，每逢下雨天，教室里漏水严重，没办法正常上课。学生们也经常逃课、缺课，有时候是村子里发生新鲜事，比如邻居杀猪宰羊、村子里来了补锅钉碗的，学生都会去凑热闹，有时候是孩子们比较调皮，新昌经常就和几个小伙伴去田里找当年日本人留下的子弹壳，谁找到了就能成为当天的“孩子王”。最重要的是，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要帮助家里做家务，尤其是新昌家中父亲常年卧病在床，没有主要劳动力，要经常帮家里割草、放牛、烧饭、采桑等等。一年后，学校中的学生越来越少，新昌也扔下书本专心放牛去了。

祖父回忆：“放牛可是个苦差事啊，我们几个娃娃每天两点钟就要起床放牛去吃草，吃饱了再带它们去耕田，耕完了还要让它们都吃饱了才能回去，这样起早贪黑的也就两分工一天呐……”

一九五四年，宜兴大力纠正了各县镇村教育混乱的情况，学校工作得到重视。针对流生现象，各层干部挨家挨户地入户了解家长的思想顾虑和对学校的意见，解决农民对子女入学等不正确态度，埝口学校也重新盖了一座砖瓦房，教师从原来的一人增加到三人，新昌又一次回到了学校。[10]

一九五七年，新昌高小毕业后，凭着一身年轻的体魄到丁山造船厂做泥水匠。一年后，一位在广西柳州做工的故人回埝口探亲，告诉新昌：“那里的工人啊现在都按月领工钱喽，不是按计件喽，工资从不拖欠，我们那正好在招工，要不要去试一试勒？”一心壮志的新昌正想找个地方好好干出一番成绩，让父母早一点过上好日子。于是他二话不说，第二天就动身去了人生地不熟的柳州。

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新昌干劲十足，每天第一个到工地，最后一个离开，那时经常会听到工人说：“大集体的时候干活累和现在的累啊不一样喽，那个时候累，跟管头的人说，他们会帮你；但是现在，人们就会说，‘我给你钱了’。”

一九六一年，刻苦耐劳、表现优良的新昌经过自己的努力，被国有企业聘为固定职工，不仅可以和其他国企工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甚至能够拿到在广西的户口。正当新昌要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时，家中的噩耗却先一步到来了。梅英在信中说：“这几年，家里面发生了大饥荒，你的父亲没有熬过去，先一步去了。之所以没有早点告诉你，是怕你回来一起受苦，现在情况好多了，你也该回家了……”

新昌回忆说：“再晚上三天啊，我们就都成广西人喽，我还是忘不了这里啊。”

新昌回到埝口后，用三年的积蓄重新翻修了王家的祖宅，成了村里边第一家有水泥地院子和双层水泥砖瓦房的人家。仿佛一切重新回到了原点，又仿佛一切都是一个美好的起点。

回乡之后，新昌因念旧情，回丁山的造船厂继续做泥水匠，后来因为厂与家里有段距离，不能每天回家，新昌不放心刚经历过大饥荒的母亲，决定回村里的生产队劳动。当时政府的政策有所放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告一段落，新昌除了完成生产队的任务之外，还在家去村里小河的路边种了一小块自留地。后来听说经常有人到村里来收兔毛，一斤兔毛能卖好几分钱，于是将仓库改造后养了近百只的兔子。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些之后，立马就有下城的媒人来说亲了。新昌想着自己也确实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不久就和新果圩吴裕刚之女吴美琴见了面，两人情投意合，很快便谈婚论嫁，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祖母吴美琴是家中的长女，父母继承了家族做豆腐干的手艺，在和桥镇上有一间小作坊，没有自动化的机器，最多的可能就是石墨。祖母回忆，她童年时有一段时间家中的作坊异常忙碌起来，家里多了好几个石墨，父母邀了几个亲戚朋友来帮忙连夜生产，门口还多了两个站岗的民兵。后来才得知是和桥人民为了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政府决定生产5万千克黄豆的豆腐干，当时镇上有生产能力的数十家家大大小小的作坊都投入到慰问豆腐干的生产中。[11]“想到战士们能在异国吃到自家做的豆腐干，心里面就暖暖的。”美琴道。

美琴学历不高，因为要让家里的弟弟妹妹都有书读，美琴高小[12]毕业就选择给家里分担一点压力，到一间裁缝店去做了学徒。裁缝店店老板娘与她的父母熟识，再加上美琴本身吃苦耐劳，悟性很高，手脚又非常勤快，很快就能把自己做的衣服卖出去了，别的裁缝一天往往做一件衣服，而美琴能做两三件，还总能做出一些新鲜时髦的款式，非常受家里条件还不错的妇人喜欢。

美琴嫁给新昌可以说是下嫁，就家里的经济条件而言，美琴家要比一个农民家庭好上许多，但是她说：“我这辈子啊就看上爷爷这个人了，他老实勤快，跟着他心里踏实。”

事实也确实如此，新昌与美琴的新婚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新昌负责生产队的农活儿，美琴在家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尽管当时已经过了大饥荒那个最困难的时段，粮食对于一个普通农户家依旧是一个大难题。当时生产队的队长和干部经常以权谋私，去粮仓里偷盗米，剩下的分给家家户户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一旦发现有农民去偷稻米，就会狠狠重罚，因此农民即使四处乞讨或者借粮食，也不会铤而走险去粮仓偷。后来，眼看家里生计难以维持，新昌向原来造船厂的旧相识借了八十斤稻米，美琴也买了一个小缝纫机，带着去附近人家挨家挨户询问要不要做衣服，通常有活儿的一天也能赚两元钱，或者换一些家里的柴米油盐。新昌一到下雨天不用干农活就靠着自己的手艺帮其他人家做炉灶，有时也能赚三五元钱。三个人的家庭勉强地维持着，但是亲情和爱情让这苦日子也能尝出一些甜味来。

婚后的第三年（年），新昌和美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王芳。当时国家有政策补贴，孩子生下后，新昌家拿到了五百二十斤稻米的补贴，这个欠了许多粮食债的小家庭竟然一夜之间成了农民户中的相对富足的人家。本以为生活会一天比一天美好，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悄悄蔓延开。

文化大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有一次和农村关系密切的“四清”运动。年，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决定今后城市与乡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是一律为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通称“四清”。[13]从此，“大四清”取代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小四清”，运动重点变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趋向高潮。埝口所属县于年秋季开始，加入了第二期农村四清运动。因为新昌家中有空房间，工作组的部分成员入住，和新昌一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工作组是在12月正值秋收结束时入村的，搞好年终分配和解决群众生活上的困难是当时群众的迫切要求。于是，工作组在捻口村开展了以年终分配为主要内容的当年四清。特别是在工分上，村里大多数农民都对干部多占工分有意见，四清从清工分开始了。工作队在村里工作的一个月期间，家家户户都人心惶惶，干部怕自己平时贪的小便宜被揭发，心存抱怨的社员怕运动搞不彻底，怕被打击报复。最后，工作队召开了社员大会，会议上有大队中八名重点对象检讨交代，群众对他们进行批评，那八个干部当场交了约两千多斤贪粮，大队财务公开，重新进行了分配。新昌说：“那次分配是合作化之后最好的一次！”

“四清”运动结束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便来了。在这十年期间，美琴先后诞下了二女儿王茜，三女儿王英以及唯一一个小儿子王东。贫下中农的身份保护这一家平平安安地渡过了这风雨十年，没有金钱与权利自然也不会有批斗鱼平反。一家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王敬舒难逃后，远离世事，靠一亩三分地，静候岁月流逝的平凡简单的日子。

第三章书香人家

平静如湖水般的生活在我父亲王东出生之后泛起了小小的涟漪。

年唐山大地震后，有一天傍晚太阳还未下山，美琴抱着两岁多儿子坐在靠背椅上感受到有明显的扭动感，四周并没有小孩在推也没有猫狗，这才意识到是地震了，当时对地震才刚刚有了认知。好在捻口并不在震源，震感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因为这件小插曲，美琴决定在儿子的名字中间加了一个震字，变为王震东，后来在换二代身份证时，震东才又把名字改回原来的王东。

王东作为家中唯一一个儿子，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然是得到了全家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宠爱，美琴下定决心要把儿子培养成才，从小告诉他要好好读书，走出农村。一个农村家庭对于知识的渴望是可想而知的。

王东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每天走两三里路到村外的小学去上学，然后去更远的中学住校读初中，中考过后，王东在录取分数较高的师范学校和录取分数稍低一些的市重点高中，也就是后来我的母校中，选择了前者，在武进师范学校读数学专业，在那里，他认识了读文学专业的余仙。

余仙的老家在高塍，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母担任过高塍小学的副校长和教师，文革期间学校被贴满了大字报，时不时地发生批斗，教师们忙着阶级斗争，自然也没有心思教书了。外公当时也受到了牵连，他的许多朋友、邻居都曾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重的是当时邻居家的一位老妇人，被安上“黑帮”分子母亲的罪名，在酷夏被迫穿上大花袄，当街游行，七十多岁的老人禁不住这般虐待，中暑身亡。这位老妇人便是蒋南翔先生的母亲。[14]

历经风霜的外公在我出生那一年已经卧病不起，我出生不久便离开了。外婆也在年因胃癌扩散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那段伤痛的回忆已随他们一起逝去，详细的经过也就不得而知了。

王东和余仙虽然在同一个学校，但是平时交集也不算很多，毕业之后，他们被分配到了同一所学校：和桥第二小学当教师，交流这才频繁起来。情投意合的两人于年结婚，一起去回归祖国不久的香港度过了蜜月旅行，年正月初三，顺利诞下了我，取名为之月，意为王家的一轮明月。[15]教师是我的父母这辈子唯一一个职业，父亲先后担任了总务处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务，算是印证了这二十年来对这个职业的热爱与贡献。我非常感谢他们选择这个职业，因为他们有比别的父母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我、教育我。

在我出生之后，爷爷奶奶家的土地已经流转了出去，爷爷新昌有心血管病，便在家里安度晚年，奶奶美琴依旧把家务料理得非常好，老房子虽然已经很陈旧，但依旧很整洁。唯一有变化的是，奶奶不知何时开始成为了一个真诚的佛教信徒，每天吃斋念经，或许是为了感谢这来自不易的简单幸福。

和许多家庭不同，我们家自始至终都没有和老人一起住过。爷爷奶奶守着那座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宅，看着身边的邻居旧友一个个离去，看着自己的子孙一个个成家立业，看着自己的村庄人烟稀少，他们会感到孤独吗，他们会感到幸福吗？在最新的土地规划中，捻口村已经被划入了拆迁的区域中，我只希望这一天到来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跋

三位姑姑和父亲（右下）

年全家福三排左一：父亲二排左一：母亲二排中：我

如今，照片上的四位少年鬓角都有了白发，眼角都有了皱纹，三位姑姑的孩子们也都已成家，他们的家却都不是捻口，不知这两个字几十年过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太公受尽折磨，步行千里也要回到这片土地，爷爷放弃事业前景，也要回到这片土地。因为这片土地上承载了六百多年的血脉传承，因为这二十六代人的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与土地是分割不开的。当这亘古不变的关系被打破，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来纪念与传承？

爷爷必然比我先一步想到这个问题。

年的暑假，那是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开始了我追求艺术梦想的第一步。为期一个月的集训期间，爷爷突然说要来看望我，当时正逢他大病初愈，父母都不支持，最后拗不过他的坚持，父母陪爷爷奶奶一起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后的第一站竟不是天安门，也不是长城，而是国家图书馆。我那时才知道，爷爷开始了整理王氏族谱的工作。他从图书馆找到始祖王皋的资料，复印后带回家，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编写修订工作。这些年他经常各处奔走，收集核实信息，对于一个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农民来说，这些工作无疑是艰巨的。

起初，我以为这只是爷爷离开土地后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现在我才明白，他怕这些故事随着他这个王氏最后一代农民永远地消逝。我很后悔没有在整个过程中尽我自己的一份力，但也庆幸有这次机会认识到，传承的重任今后应有我来承担了，这本历史的舞台剧永远不会落幕。

（谨以此文，向捻口时代的农民们表示敬意！感谢耐心接受我访问的爷爷奶奶、二外婆二外公、爸爸妈妈！）

年3月3日

[1]百度百科“王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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