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河工的生活,连乾隆老爷子都自愧
乾隆、嘉庆时期,淮河下游河道淤积现象日趋严重,黄河、淮河、大运河交汇的清口地段形势更是非常复杂。为此,清廷投入巨额资金,重点治理黄淮地区,乾隆朝平均每年要耗费白银二百万两,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里,治河工程费用高达一亿多两。清廷为控制巨额的河工经费,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但是,河道漫决的随意性很强,治河工程无法确定工期,加之官员串通一气,审核难度较大,朝廷监管不到位,因此,规章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治河官员上报预算的时候,常常浮报一倍以上,甚至更多,大小官员层层虚报,到了朝廷,就成了天文数字。而朝廷拨放银两的时候,大小官员还会层层截留,真正用于治河工程的费用还不足总额的十分之一。早在康熙年间,治河官员“河工”就是个肥差,很多官员趋之若鹜。康熙帝曾明知故问“河工”赵世显:“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河工”生活奢靡无度,吃喝嫖赌全报销,甚至是穿衣、住房、听戏、佩戴的奢侈品,都是一个叫“清廷”的冤大头出钱。“河工”究竟有多么奢侈?《水窗春呓》记载:“河厅当日之奢侈,乾隆末年,首厅必蓄梨园,有所谓院班、道班者……”河道总督衙门官员生活奢靡,到了乾隆末年、嘉庆朝尤甚,官府的“首厅”甚至配有自己的戏班子,分为院班、道班等,嘉庆一朝,竟有人积累钱财上百万。治河官员买燕窝不论只,论箱,一箱需要耗费“数千金”,购买建兰、牡丹等名贵花木,动辄上千两银子,眼都不眨。霜降以后,“河工”就花费“数万金”到苏州聘请名优演出,庆祝成功度过秋汛。每年九月、十月、十一月要大摆筵席,尽情吃喝玩乐,宴席上的柳木牙签,一钱银子只能买十几根,仅此一项,向朝廷上报的时候,就会虚报“数百千”钱。海参、鱼翅等费用“更及万矣”。“客至自辰至夜半不罢不止”,宴会自上午八九点钟开席,食客们从早晨一直吃到半夜,宴席上的“小碗可至百数十者”,后厨有煤炉灶数十个,一个厨师看守一个炉子,一个厨师只做一种菜,“目不旁及”。厨师做好了一道菜端上宴席,就可以“飘然出而狎游矣”。除了吃喝玩乐,治河官员穿衣也是公款,一般不会去集市采购,而是自己设计花样颜色,聘请工匠纺织出苏杭工艺的绸缎,然后由专职裁缝缝制。冬天穿的皮衣,是在夏天、秋天,派人去关外,以“数万金”购置质量上乘、颜色均匀的整块狐狸皮,由专职皮匠处理后制成皮衣。治河官员家中正房照明从来不点油灯,而是由下人举着蜡烛。家人佩戴的装饰物,都是价值不菲的翡翠、玉器、黄金等珍宝。还有一些河道官员收藏名画,动辄成百上千黄金,竟毫不吝惜。乾隆帝也曾严厉打击过河道官员侵贪行为,但收效甚微。和珅当权期间,河道官员“皆出其私门”,几乎都是他的党羽,河道官员侵贪现象日趋严重。和珅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帝其所谓的“十全武功”,耗费亦不过一亿五千万两白银,河道官员暗中侵贪,其数额几乎与皇帝明着挥霍大体相当。难怪乾隆帝在最后一次南巡时感慨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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