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念我的母亲
父母亲对儿女的爱心是永恒的，儿女们对父母亲的孝心是难测的。
世界上有许多歌颂母亲的著作，也有许多赞美母亲的歌。我既不是什么文化人，也不是什么歌唱家。我写母亲完全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从内心怀念亲人的一种悼念方式。
母亲，天年终。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五个年头了，但是母亲的音容笑貌经常闪现在我的脑海里，睡梦里经常出现母亲为儿孙们操劳的片段，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个母亲是一样的。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劳动妇女。母亲是受封建礼教毒害最深的女人。母亲从八岁就被外爷、外婆强制裹脚。天天被折磨的哭天喊地，大人们却没有一点同情心，仍然天天实施强制的手法进行裹脚。说一定要裹出一个三寸金莲，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女子（当时人们审视女人漂亮的尺度就是看脚的大小）。经过几年的磨难，母亲终于完成了裹脚的任务，她的脚确实成了姐妹们羡慕的榜样。母亲也确实为自己有一双三寸金莲而骄傲过。然而，在出嫁后的实际生活中，却给自己带来许多的不方便和困难。
母亲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她的一辈子饱受了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风雨历程；参加了支援解放区的捐粮捐款活动……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善良的一生。为了家庭生活和社会的责任，镂心呕血直到她离开人世的一天。
一.小棉袄和水葫芦
从我记忆里，最早的一件事就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大约是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有一天，住在川道里的外婆、舅舅、妗子、大表哥、大表嫂、二表哥、表妹一大家子，赶着毛馿，提着鸡鸭，大包小包的来到我们家。说白军进攻延安了，（老百姓把国民党军队叫白军，共产党军队叫红军）红军都转移了。住在川道里怕白军欺负，都到山沟里躲避白军。
母亲和嫂子（哥哥已经结婚了）忙着给亲戚们安排住处、做饭，忙的不可开交。哥哥在担架队支差还没有回来。
母亲给我赶做了一件小棉袄，说怕在跑白军时冻着了。布是父亲的一件旧褂子剪的，没有棉花母亲把自己棉衣里的套子弄出来，用手撕成碎片装入小棉袄。我和表哥的孩子‘天恩’玩“典窑卖地”（就是挖六个小坑，用干羊粪珠玩的一种游戏）越玩越高兴，忘记了什么时候。突然听见空中有一种隆隆的声音传来，（现在知道是飞机的声音）孩子们都楞了，抬头向天空张望着，可什么也没看见。
听见飞机响，全村人都乱了。井沟里住的苗家、阳崖上住的王家、前硷里住的张家都像兔子遇见了老鹰，没命的往后硷里“苗青”家的山窑里跑。（那是一孔靠山挖的有几丈深的山洞，不怕飞机的炸弹。前几年回老家还去看了看，仍然是那个老样子）
嫂子急急忙忙地跑来，一把把我架架楼上，（就是坐在肩膀上）拉着表哥的孩子就跑。说“你们两个没听见飞机响！飞机撩炸弹会把人炸死的。”
我们家正在推磨。人们顾不上把馿卸下来，飞机的声音吓的馿在磨道里又跑有跳，磨顶上、磨道里撒的全是面，也没有人去收拾收拾，一个劲往山洞里跑。快到山洞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的小棉袄，我的水胡芦。“阿嫂，我的棉袄，我的水胡芦。”“不要了，没不了，飞机走了我们再去拿。”“不行，不行，我要，我要。”我仍然缠着嫂子要棉袄和水壶芦。
这时候，母亲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说：“你们也不把馿卸了，就不怕把馿挣死。”一边说着，一边把小棉袄和水胡芦递给我。以后记着拿自己的衣裳。（原来，母亲冒着飞机要来的危险把馿卸了，才到窑洞里来的。）
飞机来了，在村子上空转了好几圈，响声震得窑洞里掉土块。最后撩下一颗炸弹，轰的一声，沟里卷起一股土浪。吓的大人小孩都不敢出声。
飞机走了好一阵，人们才探头探脑地从“苗青”家的窑洞里出来，懒懒散散地往自己家走……
傍晚的时候，村长传下话：“今天晚上，不能住在家里，恐怕白军来了。”
晚饭以后，村里的人都四处找住处。我们家和舅舅家就住在寨子下面的杏树洼里，既能看自己的家不被人偷，又能在有白军来的时候爬上寨子逃跑。我靠着母亲抱着水壶芦，盖着小棉袄，睡的正香。母亲推我“快起来，快起来，白军来了。”我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村子里到处都是火，人影晃动，人声吵闹，吓的我“哇！”就要哭出声。母亲一把把我的嘴按住。“不敢哭，白军听见了，要杀人的。”我哏喑着，披着小棉袄提着水葫芦，坐在嫂子的肩膀上，悄悄地转移住地。
走了大半夜，才到大人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一个离村子四五里远的‘杜梨嘴“的沟壕里住下。
夜黑凄凄的，风呼呼地刮得人凉嗖嗖的。我紧紧裹着小棉袄，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母亲仍然向家人和亲戚们叮咛着跑白军注意的事情。
忽然，传来女人的哭声。母亲问怎么啦。回答是表嫂家的‘天恩’掉到崖坡下面去了。母亲一把把我放到地上，急忙跑过去，摸到崖边，顺着孩子的哭声把孩子拉上来。并对表嫂说：“注意点，年轻人多关照孩子，不要弄出哭声把白军引来大家都要受连累。”
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带来的烙饼子分给大家：“我们先吃一点，等白军走了，再回去做饭吃。”
舅舅吃了一个饼子：“我到山上看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有。”
一会儿，舅舅跑着回来了：“周树原盖上黑丫丫一片，到处都是白军。这里恐怕不保险，我们还是重新找个安全的地方吧。”
到哪里去呢！大人们急的转圈圈，孩子们望着大人不知出什么事了，恐惧的心里压抑着躲避战乱人们。
在大人们着急想办法的时候，我穿好小棉袄，打开水胡芦喝水，也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转圈圈。
过了好一会。母亲说：“看来，回家是不可能了。我们只能再往前走，到蓖麻沟的稍捻里（就是山洞）躲一阵了。”
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只有按母亲的提议向蓖麻沟的稍捻走。
在跑白军的日日夜夜里，母亲为我做的小棉袄和装水用的壶芦（一种蔬菜的硬壳做的水壶）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身。这两件东西，一件帮了我爱喝水的忙，一件使我抵御了在野外场地、山洞里的寒冷。现在想起来，哪个小棉袄的作用比今天的羽绒服要强百倍。
二．粗布书包
我们家是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听母亲说，我老爷的时候家境还可以，后来鸦片烟在中国流行，当地许多人染上鸦片隐，我父辈三人都吸鸦片烟。（人一旦吸毒上了瘾，就忘记了自己对家庭、社会应负的责任，完全成了毒品的牺牲品。）再加上土匪横行，到处绑票。我奶奶、三姑、四姑都被土匪绑了票，光赎金就卖了好多地和三孔窑洞。因此，到解放时，我们家连一头牛也没有，几亩薄地全靠母亲和哥哥人力翻地、播种，收成也不好。只能维持有饭吃。
在我九岁的哪年春天，母亲用老土布做了一个有提带的大布袋，买来蓝色染料把袋染成蓝色，嫂子在口袋上绣了一个五角星，非常好看。
母亲拿着布袋对我说：“你今年九岁了。应该念书了。”
我问母亲：“是不是让我当学生？”
母亲说：“对，是叫你去上学、念书。咱们家，人老几辈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在人面前抬不起头，老是受人欺负。现在解放了，托毛主席的福，我们穷人也可以上学，学文化了，你是咱家第一个上学念书的人，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为咱张门扬眉吐气，改变门风……”
我问母亲：“到哪里上学？”
母亲说：“大禹村，你外婆家村子里的‘大禹小学’，你姑父当校长，有好多学生呢。”
母亲带着我向二十里远的外婆家走。路过文安驿街上，母亲用五分钱买了一支铅笔，两毛钱买了四张‘凤莲纸’。到外婆家正好赶上吃上午饭，我和母亲也不客气，上炕就舀的吃妗子做的杂面条。
吃罢饭。母亲让二表哥把四张‘凤莲纸’钉了两个本子放在那个母亲缝的书包里，母亲就帮外婆清洗碗筷去了
下午。母亲带我到学校找到校长办公室。姑父（校长）把我仔细看了看，对母亲说：“你这个嘻（小孩）很聪明，一定能有出息。”
母亲说：“谁晓得呢！看看吧。”
校长说：“好，学习学习就知道了。现在一年级上二册书，你就跟着上，不行，下半年再跟一年级上。”
母亲交了一块钱的学费回去了。
我跟着校长到教室，对正在上课的老师说：“刘老师，这是新来的学生，你给安排一下。”
校长走了。
刘老师给我安排座位，发了语文、算术书。
我开始了漫长读书生涯…..
我每天挎着母亲做的粗布书包，上学、放学挺有意义。现在我仍然记得老师讲的第一课：“学校门大大开，念书娃娃上学来。旧书念完念新书，新书好念人人爱。”哎，现在想起来，一个人的学生时代是多么的宝贵啊！哪真是黄金时代。
我们不能老在外婆家吃饭。母亲就求三外婆借给我们一孔窑洞，我和母亲另立炉灶，开始了母子独立的生活。
我在大禹小学，读了六年书，母亲陪伴了六年。
母亲不只要按时做好三顿饭，而且要想办法酬措买粮和油盐酱醋的钱。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向外婆家、三外婆家借一点，稍微有点好转，马上还人家。
上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订“中国少年报”，每份三毛六分钱。回家告诉母亲，母亲翻了翻只有一毛二分。母亲说：“咱不定了。”可是不知道大人难处的我又哭又闹的没完没了。母亲只好去借钱来满足儿子的要求。那时候，借钱谈何容易。母亲走了好几家才借够订报的钱。
文安驿唱戏的时候，母亲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穿的体面，省吃俭用给我做上一套新衣服。自己却一直穿着补了又补洗得发亮的旧衣服。
母亲给我做的粗布书包一直用到小学毕业。五八年考上县中学，学生有带仓的书桌，才把那个用了六年的、补了多次补丁的书包给了母亲。
母亲用书包的布让姐姐给我做了鞋里子。
三.抽丝车
我和母亲在大禹生活的六年、初中三年吃、穿、用所有一切花销都靠母亲一人的劳动所得维持。母亲为了这个家的生活，年轻时代就拜师学会了抽蚕丝的手艺。每年夏天她都要和抽丝车相伴几十天。
夏天，蚕被农妇们养的成了茧。她们就需要抽丝人把茧抽成丝（她们叫竖线子），一种比丝绸用丝粗的丝线，农妇们用来给男人们纳鞋帮子。据说用这样的丝线纳的鞋结实，因为男人们在外面干活费鞋。
母亲就背着她的抽丝车，按照养蚕人的邀请，步行着到人家去干抽丝的活。
母亲把一只大铁锅装满水，让主人烧火把水烧开。母亲坐在靠锅的炕沿上，把茧放到锅里搅拌，挑起丝线头，穿到抽丝车上的麻钱（铜钱）眼里。母亲右手拿长筷子在锅里搅拌蚕茧，左手从马钱眼里往外抽丝。农妇在旁边拿拐子缠丝线。
从早到晚，一天又一天，整个一个夏天都重复着一个动作。锅里冒着有一百度的热气，炕烧的像火盆。一天劳累下来，母亲的衣服都湿透了，晚上睡觉都有沉吟声。第二天，母亲又坐在哪个火炕上，重复着昨天的动作。我也劝母亲歇两天。母亲说：“我们就靠着给别人出竖线子吃饭，耽误了人家的活，明年人家就不找我了。我拿什么给你交学费，买书买本子。我们拿什么买粮食吃饭。”
是啊！母亲不出竖线子，我和母亲吃什么啊！我又怎么能上学呢！
母亲给别人家出竖线子，出一斤给一两工钱。一个夏天母亲能拿到一斤多的竖线子工钱。
母亲背着赚来的竖线子（丝线），去到没有养蚕而需要丝线的农村，卖给那里做鞋的农妇们。（一两丝线能卖一块钱）一个村，一个村；一家又一家的叫卖。那是多么叫后人心痛的镜头啊！
母亲用卖竖线子换来的钱，在街市上买来需要的粮食和生活用品。夏天一身汗，冬天冒严寒，承受着重压，一步一步地回到我们的住处。抱着嘻（孩子）有一天出人头地，改变门风的愿望，信心十足地操劳着。
啊！抽丝车，抽丝车。你是母亲劳动的工具，更是我成长的供养者。我爱母亲，也不会忘记帮母亲给我赚了生活和上学经费的抽丝车……
四.卖窑契约
解放前，土匪经常以绑票的方法赚钱，我们家为了交纳赎金，把向南的两孔窑洞卖给了本村姓许的人家。是一个姓高的说合，写了卖窑契约。当时只卖两孔窑洞，没有卖窑前院子里的碾子。（母亲不识字）母亲说，那个写契约的人念的是“向南的窑洞两孔，不包括院子里的一台碾子。”解放后，组织互助组的年代。姓许的说碾子是他们家的，解放前就卖给他们了。父亲有鸦片吸，什么事也不管。母亲和姓许的讲不清楚，只好让写契约的人来证明。可是，哪个姓高的却说碾子也卖给了姓许的。而且拿着许家的契约指指点点地说母亲胡来。当时村里没有一个人识字，都是睁眼瞎。母亲看着那张契约一句话也说不出，晚饭也没有吃。睡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母亲就拿着那张契约去县上告状。接待她的是一个半大的小老头。母亲将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这个公家人听，并把我们家的哪张卖窑契约拿給他看。公家人看了好一会说：“你说的对，没有把碾子卖了。把契约留下，你回去吧，我们找姓许的后，再开庭公判。”母亲很高兴地回来了，并把县上人说的话告诉了姓许的。
第二天，姓许的就骑着他哪匹高头大马去县里了。四五天才回来，而且是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传出话来：“告我，不想想，你有多少能耐，你有多少钱财！哼，这场官司我赢定了。”
过了三四天，县里来人说叫母亲到县里听审判。
母亲不相信姓许的话，相信县上公家人说的话，兴致勃勃地到县里去了。
后晌，母亲回来了。一脸的垂头丧气，官司输了。
从此，母亲很少说话。有时候不停地念叨：“‘向南的窑洞两孔，不包括院子里的一台碾子。’十八个字，怎么就变成十七个字呢！‘向南的窑洞两孔，包括院子里的一台碾子。’”……
一台碾子就这样成了别人家的东西了，要用还得求人家愿意才行。
母亲从此懂得了不识字是多么的难在社会上立脚啊！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去上学，学文化，学做人的本领、、、、、、
直到一九六零年，姓许的老三当兵复原回来。他才说了句良心话：“写契约的时候我在场，碾子当时没有卖给老大，是老大昧了良心，伙同姓高的改了契约，把那个”不“字刮掉了。又给县上人送了礼。。。。。。”
许老大走了。他儿子按他三大（三叔父）的意思把碾子还给了我家。这时候已是人民公社，都是全村人的了。
母亲拿出哪张卖窑契约：“哎！几年压在心里的怨气，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划着一根火柴，冒了一股黑烟！母亲是平凡的，最最普通的农村妇女。
母亲，又是善良的，勤劳的，慈祥的伟大母亲。
明天就清明节了，愿母亲在天之灵安息！
年4月4日上午10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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