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年代的创作奇迹新京报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世界文学上的巨人型人物，该从生平去理解他的作品，还是该从作品去理解他的生活？各种陀氏传记中，怎样的传记才算是好的陀传？他从生活向艺术的神秘突变过程是怎样发生的？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了不同的研究成果。

嘉宾丨刘佳林、糜绪洋、魏东

整理丨秦无宪

近些年来，在读书界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纪念碑”丛书，自年持续推出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誉教授约瑟夫·弗兰克广受赞誉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近期，备受瞩目的第四卷《非凡的年代：-》终于出版了。因为，这一阶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多产的六年时间。

在这短短的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他的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同时写出了他最好的两部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这些杰出的作品都是在恶劣的现实和经济条件下写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欧洲四处漂泊，经常因痴迷于轮盘赌而难以自控。再婚以后他逃离俄国，为的是躲避咄咄逼人的债主和靠他供养的贪婪的亲戚，由于害怕因为欠债而坐牢他不能回国。在异乡辛勤写作时，他与新婚妻子过着默默无闻的贫困生活，写作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一直担心反复发作的癫痫正逐渐损害他的文学创作能力。

近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刘佳林教授，俄国科学院文学所糜绪洋博士，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文学纪念碑”丛书主编魏东，就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一场深度的讲座。

在讲座中，刘佳林认为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文本非常厚重，在传记文学上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弗兰克在传记写作方面的方法突破，而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生活向艺术转化过程中的神秘突变所做的努力，也刷新了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糜绪洋的导师，便是最新俄语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编辑之一，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球研究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弗兰克几乎是英美世界陀学研究大厦的建成者，此后的研究都只能在这幢大厦里搞些精装修或加盖楼层，即使是要另起炉灶，弗兰克的五卷本陀传也是绕不开的参照系。魏东则对外宣布，备受瞩目的第五卷《先知的衣钵》，要到年才会推出。明年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所以明年第五卷的推出会比较隆重。

魏东、刘佳林、糜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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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绪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凡六年”

在写作第四卷《非凡的年代》时，约瑟夫·弗兰克颇有些一反常态。在这部以解说陀氏创作见长的传记中，开头两章详细复盘了那段时期作家经历的几场萍水相逢。这些恋情或求婚，皆以失败告终。透过弗兰克时常带着些微反讽的语调，我们能看到这位大文豪在这方面的急切与笨拙。这些细节或许有些过于琐碎，但在弗兰克传记里，陀氏的生活琐事就像“契诃夫之枪”一样，最终都会在后文论述作家创作时打响。

在—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三部不朽杰作，以及两部在艺术价值上不亚于它们的中篇小说。这也是为什么被弗兰克称作“非凡的年代”。

在第三卷《自由的苏醒》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归来后，跌到了人生的谷底——妻子去世，哥哥猝死，办得正当红火的《时代》杂志突然被当局关停，重办的《时世》杂志难复当年之勇，最后以倒闭收场，给作家留下了异常沉重的债务。但有着“猫一样生命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言败，除了在文学上的不断进取外，早已人到中年的作家还在尽一切可能重新寻找爱情、建立家庭。

在这种境遇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罪与罚》。他在人生中有一位贵人——《俄国导报》的主编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我们在第三卷《自由的苏醒》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办的杂志曾与卡特科夫进行过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鉴于卡特科夫臭名昭著的亲政府立场，为他写稿也势必会进一步损害陀氏在左派读者中的声誉。但事到如今，为了生存也别无他法。幸而，作为编辑的卡特科夫是个不计前嫌、慷慨大度的人。这也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样的大文豪都愿意为其供稿。

更关键的是，他不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件，还愿意定期为其预支稿酬，即使是作家连续数月只字未写、未来作品尚八字无一撇之际。“慷慨的卡特科夫又向作家预支了卢布”，几乎是整本《非凡的年代》一以贯之的主导动机。如果根据日常生活消耗品购买力折算的话，卢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0万元，也可见当时俄国文人的生活还是相当优渥的。如今连诺贝尔奖得主，恐怕也未必能定期获得这个数字的预支稿酬。当然，当时的书价也要高于现在的水平，比如《赌徒》这部中篇小说的定价就是1卢布，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人民币元。

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中，中文版已出的四卷书影。曾获美国全国图书评论俱乐部奖（传记类），两次（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的）克里斯蒂安·高斯奖，两次（现代语言协会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奖，《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等重要奖项。

可是，这么大数字的预支稿酬仍无法满足作家的需求，因为除了偿还巨额债务外，他还需要供养一个游手好闲的继子，以及哥哥托付给他的忘恩负义的一家人。为此，他不得不两面开弓，在写作、连载《罪与罚》的同时，再写一部中篇小说《赌徒》。这是作家一生中最勇敢的豪赌——与奸商出版人斯捷洛夫斯基签订中篇小说的出版协议，稿酬卢布，但作家如不能在三个月内交稿，那么他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将归斯捷洛夫斯基所有。

为了赢得这场豪赌，他很不情愿地尝试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与小自己25岁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合作。这位坚韧、宽容、温顺的年轻女性，是作家一生中的另一大贵人。在她的帮助下，陀氏高质量地及时完成了《赌徒》，而在工作过程中，他们还萌生了依恋与感情，最终爱情修成正果，两人结为夫妻。这段爱情佳话已经被许多作家、文人写过，苏联甚至还围绕这段经历拍过一部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二十六天》。

然而，《赌徒》的完成和《罪与罚》的如潮好评，都没能实质性地改善作家的财务状况，他不得不带着新婚妻子前往欧洲进行蜜月躲债之行，结果这一躲就是四年。当然，作家在财务上的绝望处境，并不完全是客观因素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无法抑制的赌瘾，也是《非凡的年代》的主导动机之一。他的每一次赌博，最后几乎都是以散尽家财告终，有时甚至不得不典当安娜的首饰与衣物。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安娜的宽容和卡特科夫的慷慨（当然还有作家自己的意志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也会像他笔下《赌徒》的主人公一样，在赌场中彻底荒废自己的余生。

女儿的出生，进一步恶化了作家的财务状况；而她的夭折，又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打击。《白痴》，就是在这样的绝望境遇下写完的，无怪乎陀氏会一直在书信中眼红那些不必担忧生计、可以耐心打磨作品的贵族作家：“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写作的条件恐怕会被吓死。”为生计写作、为截稿日期写作，塑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风格。弗兰克既分析了这种写作方式为作家创作带来的独特魅力，但也没有回避匆忙赶稿给其作品，尤其是《白痴》的质量带来的不稳定性。

在国外的孤独生活，极大地刺激了作家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情绪；与俄国流亡者的接触，更是加速了其世界观的右转。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相爱相杀”，也是传记作者约瑟夫·弗兰克一直在追踪的线索。《群魔》，就是作家反虚无主义倾向最高潮时的产物。也正是因此，它在苏联一度被视作禁书，中译本出版进程也落后于《罪与罚》和《白痴》，知名度远逊于后两者。但是，通过对创作史的细心梳理，弗兰克揭示了陀氏是如何把一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政论小册子”，构思深化成了一部拥有永恒价值的哲学-悲剧小说。

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非凡六年”。

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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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林：

弗兰克版陀传的突破性

约瑟夫·弗兰克为这部传记花费的时间，差不多有五十年。从传记的出版时间看，年在英语世界出版了第一卷，年出版了第五卷，总共是二十六年。据弗兰克所说，他最早公开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第一卷也提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要追溯到二十年前。这样算的话，弗兰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花费的时间，有据可查的，至少是四十六年。一个学者为一个作家花费至少四十六年的时间，成果显然是不可以轻视的。所以，弗兰克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分量可想而知。

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转向，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语言学的转向，用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另一个是文化研究的转向，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文学。二十世纪以来，除了语言学的转向和文化的转向之外，在西方还有空间研究的转向，甚至情感的转向、传记学的转向。在这几个转向当中，弗兰克至少占了两个。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待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有意义。

第一个是空间的转向。弗兰克有一部作品叫《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可能会注意到这本书。在谈到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文学时，总会提到弗兰克的这本书。

第二个是传记学的转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他写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认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都越来越多地采取传记学的方法。仅从文学的角度看，就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家。比如美国学者利昂·艾德尔，他是研究亨利·詹姆斯的，也是二十世纪传记理论大家。还有理查德·艾尔曼，他写过叶芝、乔伊斯的传记，还有获得普利策传记奖的《奥斯卡·王尔德传》，这部传记也被魏东收入了“文学纪念碑”丛书。他们的代表性作品或浓缩版都在八十年代出版，所以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传记的转向，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年开始出版第一卷，到年出版最后一卷，无疑也是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体现，而且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到第四卷都有前言，弗兰克在前言中不停地说他写的不是常规的传记。那么，什么是常规传记呢？魏东先生把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带过来了，这本书非常有影响力。

写这部传记时，弗兰克一直想说的一点是，传统的传记作品，或者是作家传记，往往是从生平写到作品，包括一个作家的生平经历、文学创作的道路，然后是对作品的分析。弗兰克在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不愿意从生平到作品，而是反过来，从作品到生平。

刚才糜绪洋博士提到，这一卷开头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东西非常琐碎，但所有这些琐碎的东西都奔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弗兰克就是要从作品来观照生平，所以生平必然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思想发展历程、思想转变过程和最后的艺术创作成果当中体现出来，这是弗兰克对于作家传的独特理解。这也提醒我们，在读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不能带着阅读传统传记的习惯去看作家的生平，不能只想着去找一找、看一看作家生平及饮食男女的故事，不能只看有没有能够满足我们窥探私生活的好奇心。弗兰克的传记可能没有多少这些内容。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Frank，—）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荣休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和斯拉夫语语言文学荣休教授。著有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宗教与理性之间：俄国文学与文化随笔》、《回应现代性：文化政治随笔》等。

他对作家传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突破，是突破传统传记对生平内涵的理解。传统的作家传记，往往从生平、性格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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