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翰林一生传奇,创邹家的传统美德

撰写：邹祖敢

校对与排版：邹柏年吴安迪（邹祖敢外孙）

二〇一八年元月

（本文为初稿，敬请邹氏宗亲与其他贵姓有识之士提出批评、修改与补充意见）

邹翰林（——）

故里：湖南浏阳北盛仓邹家滩狮头屋

目录

一：邹翰林生平简介

二：邹翰林与清朝曾国藩等人的往来关系

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四：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五：八斗之才的老画师

六：邹翰林退休前后的晚年生活

七：邹翰林谈邹鲁文化

八：邹翰林评科举制度

九：邹翰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十：结束语

前言

邹氏祖先始原于邹鲁大地，即现在的鲁、冀、豫中原地区。有族谱与文字记载的邹氏始祖源流有好几支，主要是殷商晚期的微衍与周朝初期的曹挟。微衍是周朝列国中的宋国之主，曹挟是邾娄国（后改名为邹国）之主。

从微衍（微仲公）到本人的这一代为代，约年。我们邹氏祖先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改朝换代而颠沛流离，迁徙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元朝末期，因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的战乱与杀戮，使浏阳地区的人口锐减，地多人稀，至明朝中叶，~年，即明朝景泰与天顺年间，祖先良旦公等一行数人从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的瓦子巷迁徙到湖南浏阳北盛的托塘里。良旦公即为我们这个托塘邹氏范阳堂的第一位始祖。从良旦公到本人的这一代历经22代，约年。

明朝后期，我们祖先在今天的北盛邹家滩建起了邹氏宗祠，后经多次修缮与维护。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本人的上五代祖邹焌杰科举场上中二甲进士11名，被皇帝钦点为翰林。皇上倒旨，邹氏宗祠升格为“邹氏家庙”。大门由单开改为三开，屋顶、正面、厅内雕梁画栋，牌匾高挂，横匾主要有“云衢展步”、“彝伦攸叙”、“敬宗收族”等；纵匾主要是皇帝与朝廷的封赠，有“翰林御史”、“奉政大夫”、“中议大夫”、“朝议大夫”、“议政大夫”、“中宪大夫”、“承德郎”等。祠后增设了花园与仓厨；两厢增建了官绅接待室。又把邹翰林的出生之地——狮头屋改建成“翰林院”，在曹门正面顶上挂起了“翰林院”的招牌。翰林院中心私祠内挂出了至仁至孝、济公无私的警示牌。狮头屋的原物原貌我们记忆犹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拆除，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原貌已荡然无存。邹氏家庙是我启蒙阶段的小学校，当时仍有约六成的原有风貌。

由于人口的增多，众多的托塘邹氏子孙断断续续向外迁徙到浏阳各区与湘东各地。现在的浏阳东南西北及城关区的邹姓人均是我托塘邹氏子孙。部分托塘邹氏子孙还在不同时期迁徙到了外县外市外省与国外。

一：邹翰林生平简介

邹翰林，字云階，派明晃，号焌杰（震杰、俊杰、正杰、振杰），生于年（清嘉庆9年），少时与青年时小名叫邹见龙。

道光甲年（年）与曾国藩一同考中举人，年曾邀邹一同进京赴考，彼时的邹焌杰患病在身，未能如愿。年进京赴考，中道光甲年二甲进士11名，礼部、户部高官审批其答卷的批文是：心细手和，酝酿深醇，大舍细入，理精法密。皇帝欣赏其文采，钦点为翰林。此后历任国史馆编修，成为咸丰皇帝的老师，敕封御史大夫等爵位，在京城为言官与皇帝身边高级顾问，间断担任过山东、广东、河南、京畿道等地的监察御史。同治9年(年）去世，享年68岁。

浏阳历史上出了四位翰林，元朝两位（欧阳玄即圭斋先生与周堂）；清朝两位，一是邹焌杰，另一位是邹焌杰的门生任贵震，两位均是浏阳北乡人。据初步查证，湖南省境内姓邹的翰林仅邹焌杰一人。

其父，邹聪谦，也是当时一位知识分子，在邹焌杰钦点翰林后的翌年去世，皇帝追封为朝议大夫。为人低调谦和，言行谨慎小心，性格内向。他的崇拜偶像是武则天驾前的狄仁杰与宋朝女词人李清照。

其母，刘氏，开初诰命六品安人，后来加封为太恭人，太淑人，德高望重，性格外向，为人大度精明，涉世认真通达。

其妻，邓氏（原配），诰命宜人，晋封恭人，淑人。是一位贤德的家庭主妇。继室，王氏，是外省人。邹翰林兄弟四个，他为老大。儿子五位。

父母的个性对邹翰林影响很大，熏陶较深。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高尚的操守：攻读勤奋，谦和谨慎，涉事认真，做人低调，办事高效。他做人的格言是：当局足肩天下重，读书时见古人心。这是一种作风，更是一种美德。

父母之间为邹见龙改名邹焌杰有过争论，最后达成共识。

二：邹翰林与清朝曾国藩等人的往来关系

邹翰林与清朝名臣曾国藩关系密切，互相视为知己朋友。其原因是：1、相识时同时考中举人；2、曾国藩考举人考进士几次落第复试，而邹焌杰中进士为时较晚，他们都可谓是大器晚成，相互同情；3、二人谈吐投机，论事心领神会；4、对待国家大事，对待科举制度二人都有相似见解；5、同为湖南人，视为同乡；6、进京与回乡途中经常结伴而行；7、同为皇帝驾前宠臣；8、二人的崇拜偶像都是前清的名臣于成龙。

邹翰林母亲六十花甲诞辰，道光21年（年），曾国藩第一次向其母祝寿，祝词为：“缉匮拯艰、备赏辛苦”，“教子有方”，“自此以后，云階之士日显，安人之寿日增。”这些语句是曾国藩的贺词，由道光二十一年状元龙启瑞书写牌匾。“缉匮拯艰”与“教子有方”二匾挂在翰林院内。湖南巡抚王文韶、长沙知府童大野、浏阳知县汪亮清等列班祝寿。曾国藩还题词翰林院正堂为“蘭翠堂”，官厅前堂为“济美堂”。

邹母七十古稀寿诞，咸丰二年（年），曾又写了一序，序词待查，序词是由时任朝廷国子监祭酒曾莹书写。有湖南巡抚张亮基、云南巡抚黄宗汉、护理贵州巡抚佺孙、直隶布政使陈启迈等数十人同时列班祝贺。张亮基本人还从长沙送来一块大匾，挂在翰林院邹焌杰出生地的那间厅堂上，匾词是“天锡纯嘏”。其余各官在邹氏家庙与翰林院内均送有牌匾。

邹母八十耄耋寿诞，同治元年（年），此时邹翰林已退休，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在千里之外为老人第三次写了序词：“云階由词馆进谏恒，领袖台班，出为郡守，旋引疾归养，想其莱舞承欢，虽三公不易，可谓孝思纯笃，气节清高矣。”“孝思纯笃”与“领袖台班”挂有牌匾。此次祝寿曾国藩心情复杂，尊重老朋友，尊重老前辈，他应该祝寿。但邹焌杰谢绝朝廷挽留，坚持退隐回乡，他曾国藩从此将永远辞别一位老相识、老朋友、老知己、老同僚，他很伤感。寿词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曾国藩对邹焌杰既褒奖又埋怨。“领袖台班”、“孝思纯笃”是很高的褒奖。“三公不以易”、“气节清高”有点埋怨，意思是说：皇上给你加官进爵，你不干，你要走，你清高，你蛮了不起啊！不过，“气节清高”这个评价也是曾国藩的内心话。他也知道邹焌杰此时身体欠佳，也有点无可奈何。

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邹翰林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对古典名著、中国历史、国事朝政、自然法则、教育用人等都有其精辟的见解。

1：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西游记》、《岳阳楼记》等名著的分析。

《三国演义》：邹翰林认为：魏、蜀、吴三国中，“魏”代表了革新派。“曹魏”认为东汉行将就木，是扶不起的“天子”。曹魏重视农耕，部分开始实行了“均田制”新法，并严令兵将保护农田作物。司马氏虽然统一了天下，但其政治与经济基础还是来源于曹魏。

“蜀汉”代表了保守派，背潮流而动，虽有徐庶、孔明、庞统、法正等一流的谋士与“五虎大将”，还是挽救不了失败的厄运。“孙吴”代表了中间派，只能以“长江天险”固守一时，终归不能成为气候。司马徽是个明白人，他说曹魏占“天时”，孙吴占“地利”，刘备去占“人和”吧。“天时”代表时代发展的潮流，潮流不可阻也；凭“地利”只能苟安一时；“人和”吗，刘备只是假仁假义，所谓携民渡江本身就荒唐可笑，欺世盗名，伪君子的“爱民”其实是“殃民”。

《水浒传》：邹翰林认为，水泊梁山失败有五大原因，其一：没有攻城略地扩大据点，只是死守水寨一隅之地来“替天行道”，这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是败笔。其二：以宋江为首的旧官僚排斥了石竭村等真正的农民造反派，宋江等人以梁山兵马为筹码与朝廷进行和谈，这是思想上的败笔。其三：把方腊等视为敌人，而不是盟友，想以剿灭方腊为见面礼讨好朝廷，完全是异想天开。其四：当时的梁山与朝廷相比，力量相差悬殊。其五：起义队伍没有正确的纲领、政策与目标，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三国与水浒的分析只是针对小说而言，事实上正史与小说出入较大，小说所说不一定是历史的真情实事。

《聊斋志异》：是作者蒲松龄在没落潦倒之余鞭笞朝政腐败与社会的不公，他认为世态炎凉，人心险恶，人不如鬼，人不如妖，鬼妖有情有义，而有些人模人样的倒是畜生不如。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与蒲松龄一样的遭遇与心态，设想自己有“齐天大圣”之能，能横扫一切的妖魔鬼怪，横扫一切的艰难险阻，横扫一切的社会不公，最终达到西天的公平与极乐，求取济世救民的“真经”。

《岳阳楼记》：邹翰林赴京途中经过岳州，登岳阳楼观望，对《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感慨很深。认为此文写景与抒怀绝对优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举世绝唱，惊天动地。但是，从文章的体裁上讲，所谓的“记”，没有记岳阳楼的历史沿革，没有记建造与重修过程，除了一句滕子京贬谪岳州外没有记与此楼相关的名人轶事。确切地讲，这是一篇绝好的描写、抒情与政论文，而不是记叙文。如果作者到过岳阳楼的话，文章标题最好改为“登岳阳楼”，这样更为贴切。

2：剖析明朝灭亡的原因。

邹翰林经常论及明朝的成败衰亡，其目的是有意警示社会与公众，要以史为鉴，前人之事，后人之师。

他认为，大明之亡有四大原因。一是天灾：明崇祯年代，旱灾、水灾、虫灾、传染病猖獗。连明朝宫廷内都流行了传染病。颗粒无收，哀鸿遍野，满目凄凉。二是人祸：明代后期，皇帝昏聩，皇室内争；互相猜忌，忠奸不辨；结帮拉派，党同伐异；迷信至上，良心在下；特务组织锦衣卫管治安，奸臣宦官理朝政，满朝上下鸡飞狗跳，没有章法。三是内乱：在民不聊生，百废无法复兴之际，引发李自成、张献忠造反，明朝一推即跨。四是外患：大明衰败，北方满人蓄势待发，伺机南侵，加之奸人引清兵入关，整个明朝成了大清。原因诸多，归根结底是人祸。

3：耿耿于朝中大事。

关于太平天国造反，邹翰林曾经向咸丰帝与曾国藩等人陈述：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围而少打，虏而不杀；稳定人心，培固国本。当然，他也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不能光凭自己的想象，但他力荐用怀柔政策。

关于洋务改革与变法，面对国家的危局，在左右彷徨之中，邹翰林开始同情蠢蠢欲动的洋务改革派。他认为朝政应该变革，可以考虑尝试西方的管理模式，考虑引进外来的先进技术、人才与资金。这样强国富民可能有希望。回乡与人谈论国是*时他往往流露出这种思想。但他又怕引狼入室，又怕说是卖国求荣，更怕说是犯上作乱。

4：帝制变更的纷争。

当时的曾国藩，是强大湘军的首领，剿太平天国有功，组建湘军有功，可谓是“功高盖主”。在太平天国灭亡前夕就有人趁机劝曾称帝，与清帝分廷抗礼，最终取而代之。邹翰林在退休前就觉察到这个苗头，及时向曾暗示了以下几点：1、当时的形势是：外部列强虎视眈眈，造反势力伺机反扑，湘军内部争权夺利，各路军阀静观待变，皇帝密探遍布天下，可怜百姓嗷嗷待哺。2、清廷虽然腐败无能，但还不到彻底垮台的时候；你曾国藩虽握有部分兵权，但还没有把控全局的能力；如果不是水到渠成而蛮干会致天下大乱，万劫不复。邹翰林向曾国藩引用了老子的两句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治大国若烹小鲜”。暗示曾不要急进，要稳妥，慎重。3、挽救国家危局的办法应该优先考虑变法与改革。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条件下，邹翰林也茫茫然，不知路在何方，这也是他一个难解的心结，无可奈何。

5：天地法则与人生哲理。

邹翰林经常教导子孙后人的处世之道。他的子孙后代中有秀才，有私塾先生，有中医郎中，也算是知识阶层。他们觉得这位长辈的谈论题材新颖，涉理深刻。

翰林论道：天地间、自然界、大千世界自有逻辑，人类应该随缘、使缘。随缘者即遵守天地自然法则与规律；使缘者即是利用开发，顺应改良。人生在世靠天靠地，应遵天遵地，也要改天改地。这个“天”是宇庙、天空、自然、法则；这个“地”是地上地下，万事万物，人生环境。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里还应加一句“云外有云”。这几个字是天地法则，也是人生哲理。地球之外有月亮，有太阳，月亮太阳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星星点点。云层之外又有云层，能人之外还有高人，地球之外还有生命。宇宙无边无际，自然界无穷无尽，知识的追索无穷无尽。新陈代谢、生老病死轮流回转，就是这样促进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些既是哲理，也是人的宇宙观与世界观，转化成人的人生观。

人生的价值不是用赚钱多少来衡量的，而是用对社稷奉献的大小来衡量的。有些人轰轰烈烈，有些人默默无闻，有些人战场拼杀，有些人田间耕耘，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均可作奉献。

人有七情六欲是正常的，但要通情、达理、合法，行为要在法则之内。治国、理政、办事、待人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治之以法。

一个高操守的人应该是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三省吾身，反求诸己；大智若愚，强音低声；贵者怜贱，富者爱贫；精忠报国，倾心为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6：教育与用人。

邹翰林认为，儒学、孔孟之道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但不是完美无瑕，应该去粗取精。老子、墨子、荀子、邹忌、邹衍等都是大学问家。秦法、汉律、唐诗、宋词、元赋、明医都各有精髓。国人少见的西洋文化与科技应该引起重视。华夏的经商之道很多，应该向外望，赚洋人的钱。

关于用人之道，要德才兼备。他引用司马光的话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就是说人品是第一位的。有德有才者才能重用，无德有才者最多只能谨慎利用，不可信用。

四：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邹翰林高尚的品德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刚直、清廉、仁慈、孝义。

1：刚直：当局足肩天下重，读书时见古人心。这是他自己书写的作为座右铭的诗句。他说这是我们湖南人，特别是浏阳人的“地气”，也就是“个性”与“脾气”，也是邹鲁文化的特色。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当局者、当政者、当权者不要玩忽职守，不要玩忽所以，不要玩世不恭，不要贪腐懒散，要时刻牢记自己肩上的重担、重任与重责。其二，年轻者、读书者、学习者要学习古圣古贤，学习好的榜样，造就自己优秀的品德与才干。这里的“古人”两字不是仅指古代人，而是泛指好人与圣贤。

咸丰时期有一位大臣叫贾祯，当时的职权相当于宰相，与其父权倾朝野。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他想甩担子，请假回家守孝。包括咸丰皇帝在内的满朝文武不敢劝阻，唯有邹翰林出面弹劾。邹说：“……宰相大人，根本一亏，万事瓦裂，断不可以一时之私情而废万世之公义。”此话有两层含意，第一是忠告，第二是警告。为此，咸丰皇帝赞扬邹焌杰是“偘偘持证论，诚不愧古人”。百官称他是“天下直御史”，翰林任贵震称他是“秉性骨鲠，不喜寅缘”。“秉性骨鲠”与咸丰题词的“持论甚正”在邹氏家庙内挂有牌匾，“偘偘持正论，诚不愧古人”这句话堂前刻有石碑。

2：清廉：相对而言，曾国藩比邹焌杰富有些，曾经常开玩笑说你邹焌杰是个穷汉，经常借些银两给邹焌杰。曾在领兵出征太平天国时特意交待家里人，邹焌杰借的银两不要问，不要还，说这个人很清苦。邹翰林家中一般不请家院、奶娘、佣人与丫环，从京回家的路上也只有很少的人作伴，这也是他为人低调的个性。

3：仁慈：咸丰皇帝想安排邹翰林去广西浔州任职，翰林心领神会是想要他去对付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他宅心仁厚，同情起义者，认为百姓是被迫无奈，百姓可怜，要他去理政、赈灾，可以，要他去下杀手，他不忍心。托词未去，改任他处。俗话说，慈不掌兵，邹翰林是个文才，不是武才，他可以治天下，不可以打天下。在文学方面，邹翰林比曾国藩略高一筹，但治国理政与军事斗争不如曾国藩。综合评价，曾是能人与强人，情商很高；邹是文人与儒人，智商很高。曾国藩与其弟曾国荃出征太平天国时邹翰林反复对曾说：广西人也很可怜，你曾大帅要手下留情，可不杀的尽量不杀。他回湖南时耳闻目睹了肖朝贵攻打长沙天心阁的战后惨景，洒然泪下，很伤感地说：“这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4：孝义：邹翰林对父母与长辈十分有孝心，退休回家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了对高令老母尽孝。曾国藩称道他“孝思纯笃”。他经常教导后人说：百善孝为先，不孝的人谈不上是好人；但忠孝不能两全，对国家尽忠应该放在首位，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孝及列祖列宗的大孝。他对兄弟也深情深义，他们四兄弟，他是老大，崽大分家，他自愿让出老家的房地产与家业给弟弟，自己搬到现在的洞阳镇邓家冲另起炉灶。（也就是现在的浏阳工业园旧址内）

五：八斗之才的老画师

邹翰林博览群书，文才超群，才思敏捷。有人称他有“八斗之才”。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

邹焌杰进京赶考路过湖北地界，在一家饭店打尖，见饭店装饰一新，似是新开店铺。老板为一长者，为人豁达开朗，性格乐观大度，喜欢诗文联队。交谈之中得知：老板原在东边经营，西边是个新开店铺，把东边的店铺让给了弟弟。老板问邹：“足下北上经商吗？”邹答：“不是，是拜师求学问（未说赴考）。”老板细观来者，似是文人墨客。突然发话：

“南方学北方学学好再学。”

邹望着老板，不假思索，信口回答：

“东边赚西边赚赚了又赚。”

老板竖起拇指：

“足下八斗才。”

邹双打拱手：

“老丈九牛富。”

老板顿觉此人有才可爱，即邀邹与同伴二人，一共四人入席。坐定后老板兴致勃勃，谈起了他家当年四件好事：女儿出嫁结了一门好亲；媳妇为他生了一个孙子；五十生日亲戚朋友满座；又喜西首新开饭庄店铺。老板曰：古时有神童诗韵四喜：

久旱逢甘雨，

路遥遇故知，

洞房花烛夜，

金榜题名时。”

邹未等老板说下文，即赞曰：“那是古时的四喜，您老今逢新四喜：

女儿出嫁攀好亲，

喜得文孙家添丁，

快乐生日客满座，

新店开张喜盈盈。”

对谈之间，店小二上了四道菜，四碗（八个）糯米粑粑，一钵米饭。老板信手拿起筷子点了四道菜：

“一二三四四事好”

邹也拿起筷子点四碗粑粑：

“五六七八八粑香。”

老板又对：

“今朝足下光临小店小店不收银”

邹立马回对：

“他日老丈屈驾寒门寒门当奉金。”

老板哈哈大笑：“你还学什么啊，赶快去赴考吧，一定中。”从此二人结为忘年之交，书信往来。

邹翰林是位画师，鲜为人知。与翰林的个性有关，他很少画山水花鸟与自然风景，而是常画正面人物的正面相。我曾见过一幅残缺的人物画像，画的是邹氏七代祖正考父，挂在翰林院私祠内，祖辈说这就是邹翰林的想象作品。

邹翰林不爱画山水花鸟。在他看来，华夏大地有山有水，有花有鸟，十分可爱。但内受自残，外受践踏，有如《红楼梦》中的林妹妹，自己是朵好花，因为身处逆境，一场噩梦，最后背起锄头“葬花”。想我邹某人时运不济，要我再画这样的花，我心里难受。

面对北宋时期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邹翰林以为，作为国宝，此画代代相传。从表象上看，画面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但行家一看就有隐忧：市场杂乱无章，管理无序失控，反映出市政的腐败。隐约还看到了北方来的几个奸细。此画暗示了社会政治与国家的隐患，预示着潜在的威胁。应该说这才是此画的不凡之处。

咸丰六年状元翁同酥也是书画名家，他很欣赏邹翰林的画，说是“三十年的老画师，名笔也。”

六：邹翰林退休前后的晚年生活

所谓晚年生活，不谈衣食住行，只谈邹翰林的思想意识。笔者概括为“三忧”六个字：忧国、忧民、忧家。

1：忧国：邹翰林历经清朝四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嘉庆以后，清朝转强为弱，外有列强入侵，内有民众造反，朝政腐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有爱国者，有卖国贼，有保守派，有改革派。邹翰林预感到国家会要山穷水尽。他爱国、忧国、想救国，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始终没有冲破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忧虑之余，万般无奈，只得退隐。实际上朝廷想继续留任他，他在正式隐退时曾国藩还埋怨他，说他“不于进取”。但邹翰林有苦难言，国势日衰，自己身体日弱，无力回天，无可奈何也!

2:忧民：邹翰林所处的时代天灾多，人祸亦多，战乱不堪，民怨沸腾，流行病肆虐，百姓苦不堪言。从京城回湖南的路上，邹翰林看到北方到南方逃荒的人络绎不绝、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他交待随从的人，自己要省一点，分点小钱给落难人。回到家乡后，他亲自朝拜杨泗庙，在杨泗老爷面前大声疾呼：“杨泗将军，您要显圣，保佑百姓不受水旱灾害之苦，我邹焌杰会出钱替您把庙宇修好。”其实邹翰林不迷信，他也是为救民众而万般无奈。国家满目疮痍，百废无法复兴，可怜的邹翰林，只能望天兴叹，无可奈何也!

3、忧家：邹翰林晚年意识到，自己行将油尽灯灭，不久于人世，但他两袖清风，没有给子孙后代留有什么家业。子孙中虽有几个穷秀才，但国势日衰，终归无法挑起安邦治国的大树大梁，无可奈何也！

古人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翰林认为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一个高尚的人应该是有乐在后，有忧在先；其二，为政者，为人者任何时候都要有点忧患意识，不要大喜过望，不要得意忘形，居安必思危，思危才能居安。邹翰林的忧患意识很强。俗话说，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忧伤肺，邹翰林就是因为晚年忧虑过重而寿终于肺痨。

退休后邹翰林主持编写了《浏阳县志》。

七：邹翰林谈邹鲁文化

邹翰林当年提到过邹鲁文化。他认为，我们的中华文化，源于中原文化，而中原文化源于邹鲁大地，源于邹鲁文化，邹鲁文化又来源于邹鲁方言。邹鲁方言在春秋年代以前就开始形成。这种方言既是局部地区的官方语言，也是民间地方语言，它对汉语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论语》对此也有评价。

有句古语：举圣贤于邹鲁。这句话就是对邹鲁文化的认同与肯定。除此之外，此语还有两个方面的含意：其一，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两个诸侯国实际上为一体，当时的邹国小，受鲁国监控。其二，孔子、孟子、曾子、邹忌、邹衍等古代圣贤大多生育、成长、活动于邹鲁大地。邹鲁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诸子百家与贤达名流在这里人才辈出，人才济济。他们讨论国是，交流学术，各尽其能，各展其长，这块土地是一个施展个人才华与展示中华文化的大舞台。邹鲁大地孕育了邹鲁文化。

邹鲁文化的特色：一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物特征；二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深刻的思想与意识。具体体现如下：

1：事物特征：邹鲁方言很多土词、土语与土调，有些无词典可查。流域很广，像现在的客家语一样，难懂难辨。现在北方尚存的“大律乡音”与我们浏阳本土的一些土语土调就是这种方言的样板与变异。（例……）我们祖国地域广，人口多，民族多，民风不同，民俗各异，土言、土语、土词、土调十分庞杂，为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发展，应该统一文字与语言，所以当今要推广普通话与拼音文字，这也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

2：深刻的思想与意识：邹翰林归纳总结了邹鲁文化深刻的思想意识内涵。

①：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见仁见智舍身取义，四海为家奋斗不息。——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德。

②：静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圣贤人生的五步棋。

③：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安邦治国的三大策。

④：当局足肩天下重，读书时见古人心——这是邹翰林警示的两句话。

不讲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就谈不上见仁见智舍身取义。静口与修身是一个人的基本修养，没有这种修养就不能齐家，一个家都搞不好，就不可能治国平天下。治国安邦要以人为本，以民为贵，历代有人对君主恭称“万岁”，但不应该把百姓贬称“草民”。以上这些孔子、孟子等古代圣贤解释得非常清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八：邹翰林评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炀帝，到邹翰林时代，历经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各朝均有历史差异，但大致相同，孰优孰劣，社会有评论，历史有见证。曾国藩是清朝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与军事家，邹焌杰在当时号称“八斗之才”，又是一位思想家。他们都是高层人物，高级知识分子，知识广，阅历深，接触多，在科举制度的宦海中游历拼搏几十载，对科举制度有见解，有分析，有褒贬。邹翰林此人静口修身，谨言慎行，一般在官场与公开场所不随便谈论，但在自家私院与人闲聊时大到国是，小到家事他都愿意谈一谈。在科举制度这个问题上，他与曾国藩的见解相似。我们把邹翰林等古贤与今人对这个制度的评价简单归纳如下：

科举是科班选才之举，是国家统考，逐级考试，逐级筛选，优胜劣汰，精益求精，公平竞争，凭本事当官。利于学子学习、努力与攀登，利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论，它不失为举贤荐能的一条好的途径，对民、对家、对国均有好处。各朝各代通过科考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德才兼备的仁人志士，制度本身基本上应予肯定。

但是，这个制度毕竟是“封建”的，千百年的实践中也暴露出了它的毛病与缺陷，主要表现如下：重学问有时忽视了人品；重文才轻武才；重男人轻女人；重书本轻实践；重古贤轻当代；重国内轻国外；重文学政治轻技术经济；重仿效循旧抄袭轻发展更新改革；埋头书本知识，忽略了能工巧匠；单一刻板的考题与答卷不利于挖掘智商，不利于发挥情商，不利于个人的特长发挥；一个考题的纠结可能埋没了真才实学。这些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桎梏，也是我们当代应该吸取的经验与教训。

一个八级技工不一定有“八斗之才”，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家、军事家、医学家、文学家、科技发明家并不是科班出身，而是真才实学。就连曾国藩本人，科考场上几次落第，但他毕竟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一代名人。唐代的杜甫与白居易并不完全认同科考，他们的作品有各行其是的特色，文风有共同点，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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