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荐书陶寺文化六

第三章

农耕文化——筚路蓝缕创神话

二、耕种制陶，因地制宜

从陶寺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陶寺生活的远古先民的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帝尧时期的先民在这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稳定的农耕生活。帝尧时期陶寺农耕文明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了用于农业生产的完备器具

陶寺遗址出土的农具种类丰富，材质上有石质、骨制和木质的，种类有刀、铲、斧、耒、耜等，其中耒、耜是农耕的重要工具。《易经·卜辞》有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表明耒耜的制造是我国古代农耕社会的一大进步。

2.有了用于储存粮食的器具

在陶寺遗址的墓葬中发现了木质的“仓形器”模型器具，取义墓葬主人在死后也有粮食储存之器。这从另一方面显示了陶寺先民农业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已有可供于储存的剩余农产品。

3.有了成熟的凿井技术

水井是适应村落定居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以原始手工业和生产工具的进步为基础的。在陶寺遗址中发掘有4眼水井，井上口为圆形，底处为方形，井底周围用木板隔挡，井深约有16米，井底还沉积了大量用于汲水的扁壶碎片。陶寺水井的发现，表明陶寺远古先祖已经有能力解除对河流湖泊的水源依赖，进而远离洪水的侵害，向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农业，水井的出现既满足了先民的日常用水，也为农作物的灌溉提供了水源供给。我国是世界上发明水井最古老的国家，在我国的中原黄河流域是目前所知发明使用水井的最早的区域之一，因此，陶寺先民的凿井技术在我国和世界农耕文明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击壤歌》所唱：“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史料记载在帝尧时期就已开始开凿和推广水井，水井的出现，给予先民从河边洼地向高处迁徙的条件，先民们也得以安居，繁衍后代、壮大部落。水井与人类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家园，人们会说是“背井离乡”，谈及城市文化，我们常说是“市井文化”，所以，无论是在村落社会还是在城市社会，“井”都是人们心中家园的象征物。临汾市尧庙景区内还有“尧井台”景点，旁边有“天下第一井”几个大字；年临汾“尧王杯”马拉松赛上，奖牌就采用外形为“井”字、内为“垚”（古代同“尧”）字的设计样式。均是陶寺“井文化”相关景观的重要组成。

4.制陶工艺的发展

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促进了原始先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陶器的制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利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表现。在陶寺遗址发掘有烧制陶的作坊区，为专门制作陶器的生产地，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制陶工具。在制陶作坊区出土了九个陶窑，火膛大、底部小，整体类似圆葫芦形状，形制设计科学合理。出土陶器种类丰富、工艺成熟。从遗址出土的陶器看，制陶工艺在当时的陶寺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由手制发展到轮制和模制，并且先民可以熟练掌握烧制过程中的火候要求等。制作陶器的原材料也多就地取材，制成泥制的或夹沙陶器。既有生产生活的实用性的器具，也有装饰物和礼仪祭祀类用品。盛物用器造型美观，有缸、瓮、盆、钵、碗、酒具等；祭祀礼仪用具厚重庄严，如小口圆肩罐、壶、盘等，形式多样。陶器的制作工艺也体现出制陶工的专业性和当时绘画技术水平的发展程度，陶器上绘有鸟兽形状的花纹及装饰物，尤其是较为典型的蟠龙纹陶盘，栩栩如生，是较为精湛的工艺品。陶器中有的胎薄质细，磨光打平；有的色彩明亮，图案清晰，层次分明。陶器制作使用颜色有黑、红、黄、褐等，对颜色的掌控则是对制陶技术的要求。

5.房屋建造技术发展

陶寺出土的居住区遗址中有很多小型的房基遗址，有直接在地面起建的，也有半地穴式的和窑洞式的房屋建筑，陶寺遗址早期出土的房屋以窑洞式为主，晚期多为方形半地穴式房屋。房屋内白灰墙面，一方面是使房屋更为坚固和卫生，另一方面也起到防潮的作用，中部设有炉灶，边上有土炕，是后来黄土高原房屋建筑的雏形。遗址除排列整齐的房屋外，还有专门用于储存粮食的窑洞、做饭的炉灶等，整体住房布局合理，反映了陶寺先民建筑水平和人们生活的进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房屋建筑理念也可视为是较早的生态型建筑，这也是能够在当地推广采用和传承改进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述较为典型的反映陶寺鲜明农耕文化的内容外，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其他文物也彰显出当时陶寺的文明程度，在此不一一赘述。由此可见，早在四千多年前的陶寺先民就拥有较为发达的农耕文明，也正因如此，帝尧领导下的氏族部落才能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开启了“最早中国”的进程。

三、聚落部族，礼仪规范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陶寺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也说明在帝尧时期已具备合乎礼仪规范的规矩礼法，这也基本确立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价值体系。首先从出土墓葬可看出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文明程度，各类礼仪文物完备、等级差别形成的礼仪差别，殡葬仪式、君臣之礼分明，体现在观象台的祭祀功能、墓葬的不同类型、陪葬物品的不同等方面。墓葬表现的形态也体现出民间礼俗，如出土墓葬尸体和随葬物品方向均朝向崇山，由此可见，规范统一的下葬方式已成为民间社会的礼俗内容之一，同时这也是民间风水观念的反映。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中已确立了“中”“和”的观念。观象台的发掘不仅对天文学具有一定的贡献，更是促进了帝尧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使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升。再从史籍文献的记载来看，帝尧命大禹治水、后稷司农、羲和观天授时、契教民礼仪道德等。由此可见，以陶寺为中心的地区在社会管理、道德伦理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都是较为先进的，对人文教化、社会稳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平阳地区流传的关于帝尧的传说中，我们也可窥探出帝尧时期聚落部族的礼仪规范。如“诽谤木”和“选贤禅让”的传说，即可作为陶寺礼仪文化的口头与书面材料加以辅证。

《尸子》有载：“尧立诽谤之木”，意为尧在交通要道上设置木牌，让人们在上面写上进谏之言。《古今注》同样记载：“尧立诽谤之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帝尧时期的“诽谤木”即如今的“华表”，天安门前挺拔高耸的汉白玉蟠龙石柱即为国家权威和民族威严的华表。在临汾尧庙景区广场，同样矗立着一座华表，“尧都是华表的故乡，华表由尧时期设立的诽谤木演变而来……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标志。”关于帝尧设立的诽谤木，传说只是一根木头，旁边有一大鼓，无论是推荐贤士能臣，还是进言献策，都可以把意见写在木头上或者敲击鼓，进宫进言。通过“诽谤木”和“敢谏之鼓”，帝尧广开言路，创造出“尧天舜日”的辉煌文明。诽谤木即是帝尧民主治世的标志，也为后代帝王民主纳谏提供了参照标准。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讲述的齐威王让大臣、百姓指出政绩过失；汉文帝在位期间效仿尧舜，广开言路；唐太宗李世民虚怀纳谏，他与魏徵的故事广为流传，是践行帝尧时期民主纳谏的形象表现。现在在襄汾地区，还有村落的由来与帝尧“诽谤木”纳谏的传说有关联，在襄汾县襄陵镇有一名为“四柱”的村落，传说是在村子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四柱木栏，让人们写下对帝尧时政的意见，后来村名也改名为“四柱村”。尧庙景区中广运殿（也称为“尧宫”）前两侧的木桩也是复制帝尧设立的“诽谤木”。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奴隶制、封建制度的确立，普通民众没有了议论政治是非的权利，“诽谤木”作为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被置于皇宫或帝王陵寝前。但是关于尧舜开启民主政治先河的传说却一代代流传下来，成为我国政治清明最早时代的典型记忆。

关于帝尧选贤禅让的传说流传时间长、范围广。伴随着帝尧访贤传说的流传，在晋南地区也有一些地方风物被冠以与帝尧访贤相关的文化内涵，构成地方社会的“风物传说”。《襄陵县志》有载：“巢父，荆村人，年老以树为巢，居其上，人称为巢父。与许由友。尧以天下让由，由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击膺而下之，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许由怅然不自得。曰：‘向者，闻言负吾友。’遂去，终身不相见。樊仲父牵牛饮之，见巢父洗耳，驱牛而还，耻令其牛饮下流也。今有水名巢溪。如今县人皆称巢溪为洗耳河。此地有山叫箕山。旧为襄陵十景之一。”荆村距离陶寺村四公里，有一小溪称为“洗耳河”，传说便是巢父洗耳处。由此可见，地方风物传说也可印证帝尧艰难的访贤之路。荆村原属于襄陵县，今属于襄汾县新城镇，有城尔里、沟尔里、疙瘩、新庄和南沟里五个自然村。现城尔里村路边宣传墙上有关于“洗耳河”传说的由来：“村人大都记得，我村东门外有条河，人称洗耳河，有史料记，帝尧时期，太平盛世，帝尧广采民意，选贤任能。一日，尧王在我村东门外，溪水旁寻得巢父、许由……至今留下了尧王让贤、巢由拒位、樊仲父也拒不饮牛的千年传说……原我村东门外洗耳河旁曾建有‘巢许祠’并立有碑记，因年代已久，自然灾害，加之临襄线公路的两次开拓，祠、碑不见踪影，河流也已干枯，但遗址犹在。”在陶寺村周边村落流传的帝尧访贤的传说和遗迹是彰显帝尧时期礼仪规范的珍贵佐证，共同构成帝尧文化圈。另外，在临汾市平阳鼓楼二层棱窗上绘有帝尧访贤、许由洗耳的传说图案，鼓楼南侧还有一通“尧舜揖让处”石碑，同样是帝尧选贤传说的景观化叙事表达。与之相应的还有帝尧禅位于舜的传说，在帝尧未得到巢父、许由后，四方人士都举荐舜。“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舜耕历山，成绩卓著，他开启了这样的治理模式：“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经过多方对虞舜的考验，帝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继位后建虞国，在他治理期间，民主政治继续推行。从帝尧开始，“禅让制”作为优越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后两代部落首领中延续，从此开启了“尧天舜日”的中华文明。

多方例证均可说明帝尧部落具备完备的礼仪规范，无论是陶寺遗址的发掘，还是史书典籍的记载，抑或是地方民众口头传说的流传，从中体现的是帝尧时期人们安居乐业、治国安民、政治清明的社会状况。这也是华夏文明能够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原因，发达的农业生产、丰富的经济资源及“禅让制”的推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因素所造就的华夏文明。从尧舜禹时代氏族部落联盟到国家的上古时期，晋南平阳一带是作为华夏族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存在的，丰富辉煌的尧文化在这里积淀，“华夏第一都”也因此得名。

帝尧时期的礼仪规范可概括为：“揖让之德、和合之道、询谋之风、节俭之行、则天之治。”“揖让”即说明帝尧以百姓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尊重贤能，访贤禅让；“和合”是尊重自然、效法自然，以此达到人与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询谋”是民主政治的突出表现，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治理国家；“节俭”是在生活上追求简朴，办事上讲究效率；“则天”是因地制宜、不误农时，使人们安居乐业。这样的礼仪规范影响了后代帝王的国家治理之路，也成为人们的道德标准之一，并贯穿到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发端。

四、尧之传说，世代流传

在山西流传有众多关于农耕文明的民间传说，如炎帝制作耒耜教民稼穑于晋东南，嫘祖教民养蚕缫丝于夏县，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等，从另一方面了印证华夏文明在山西的产生和发展。而在晋南临汾地区流传有众多尧舜禹的传说，如尧都平阳、尧制农历、“洞房”的由来、帝尧访贤、尧舜禅让、帝尧嫁女等，这些传说故事为人们熟知，成为千古美谈，也成为当地得以依托的重要文化资源。上文也提及关于帝尧设置“诽谤木”的传说和帝尧访贤禅让的传说，是作为帝尧时期礼仪规范的佐证来说明的。在这一部分，重点选取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帝尧传说，以此说明帝尧带领氏族部落创造辉煌灿烂的尧文化时代。

1.尧制农历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陶寺遗址发现的古观象台即可说明史料记载帝尧时期“敬授民时”的可信性，而帝尧制定农历的事迹也在平阳大地流传下来。相传在帝尧执政后，百姓生活主要依靠农耕，但是由于没有春夏秋冬四时的指导，没有规范的律法指导农事，农耕就是凭借人们的习惯进行，农事活动就处于无序状态，庄稼也收效甚微。帝尧就和手下的大臣们商量，大臣们建议要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并结合自然万物生长变化，就可以掌握时令节气的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告诉民众何时播种、收获，这样百姓才能有稳定的收成。于是帝尧就派手下的羲氏、和氏分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观察，总结天地变化的规律，于是羲仲前往东方的郁夷，羲叔前往南方的交趾，和仲前往西方的昧谷，和叔前往北方的幽都。他们在这四个地方测量太阳影子的变化，并根据昼夜交替、鸟兽羽毛的生长褪去，以及百姓的种植习惯来观测大自然的变化，在得出自己所在地区自然变化的规律后，他们回到平阳向帝尧复命。帝尧同大臣们商议后，将四人各自观测到的昼夜变化的规律和天数归纳到一起，得出了气候是按照暖、热、凉、冷的规律循环，并将这样的循环周期总结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气候从冷到暖，百姓开始种植，就定为春天；第二阶段气候由暖变热，庄稼涨势旺盛，就定为夏天；第三阶段由热变凉，庄稼在这时也开始收获，就定为秋天；第四阶段由凉变冷，百姓储藏粮食，就定为冬天。在这四个周期中，昼夜长短相同的那两日分别定为春分、秋分日，白昼时间最长的一日定为夏至日，白昼时间最短的一日定为冬至日。四个周期的天数基本一致，加在一起有日左右。后来又经过观测，发现春夏秋冬四季每运行三个周期后，总有约30天的偏差出现，这样又根据这一闰月来调整四季偏差，农历因此得以制定。

2.尧制石饼

山西是面食的故乡，制作面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在帝尧时期，人们的饮食是将五谷和树叶或野菜一起煮或烤着吃，《韩非子·五蠹》有载：“尧王天下也……粝粢之食,藜藿之羹。”既是帝尧俭朴生活的写照，同样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饮食情况。相传有一次，尧收获的五谷被压碎了，恰好又遇上下雨，压碎的五谷变成了面浆。看到破碎又遭到雨淋的粮食，尧没有把它扔掉，而是将其捡起放到石板上，想把这粮食晒干。太阳将石头烤得发烫，不一会儿，石板上的谷浆开始变黄变干，并且散发出阵阵香味。尧拿起石板上烤成块的谷物一尝，味道非常好。于是尧就教百姓用石头将谷物砸烂，用水和成谷浆，铺在石板上，并在下面点上火，用石板将其烤熟食用。这种利用石头制作面饼的做法，在晋南地区流传至今。在临汾和运城一带，人们将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饼叫“尧王饼”或石子馍。又有说法是帝尧为了人口兴旺，对生小孩者赠送用石头烤制的面饼，用于庆贺之意。现在的尧王饼，做法更为精致，加入花椒叶、食盐和鸡蛋等，吃起来更为香脆可口。试想一下，在帝尧之都，吃着尧王饼，感受着帝尧时期的饮食文明，也不失为一件风雅之事。

3.尧制陶器

帝尧执政期间，经常到民间去巡察，有一次在他巡察期间和百姓交流，百姓说出他们遇到的问题，收获的粮食没有可安置的器具，不是发霉就是被老鼠吃掉，帝尧听后觉得应该为百姓解决粮食储存的问题。他想起父亲帝喾曾经用泥土制作过陶缸和陶罐，只是没有成功。他想着或许可以用烧制的陶器来装粮食，于是帝尧和百姓们开始制陶。刚开始的时候，泥捏的细，坯子捏的薄，一烧制就破碎了。一天，帝尧正想着怎么解决烧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见到路旁孩童正在摔泥巴玩，有的孩子泥捏得很厚，摔下去成了一堆，一点响声没有，有的孩子用泥和沙子混合着，捏的垅边厚，底子薄，摔下去，声音脆亮。帝尧看得出神，转念一想，泥里掺上沙是不是就变硬了？制陶可不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受到这样的启发，帝尧回到陶窑里，把泥里掺上沙，捏成大大小小的陶器，涂上釉，经过烧制后的陶器果然比之前坚硬，后来他又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改进，终于烧制出美观又耐用的陶器。人们为了纪念帝尧的这一功绩，在烧制的陶器上刻上“尧”字。后来陶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食器、储藏器和祭祀陶器等，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

4.尧治涝河

远古先民的农耕生活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洪水就是较为典型的一种灾害。在平阳北有一条发源于浮山东北牛首山的涝河，传说这里有个黑风女妖经常兴风作浪，她来时让涝水暴涨，淹没附近的房屋农田，她走后涝河又干涸无比，滴水不剩，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帝尧得知后，率领手下前来降妖，等他来后女妖已经走了，又留下遍地干涸的土地。大家都发愁缺水的事，这时帝尧的马仰首长嘶，用蹄子在一块岩石上刨出一个马蹄形的石坑，随后马又低下头低鸣三声，这时从石缝中哗哗地冒出清水来，这就是“马刨泉”的由来。帝尧带领队伍接着往前走，不料路上突然洪水袭来，他和手下赶忙在谷口挖石排水，免去一场洪灾。洪水泄去，需要建造桥梁沟通两岸，帝尧队伍在鹿仙女的帮助下，建起石桥，又将灵珠安置在石桥上，这样无论多大的洪水都冲不走石桥。但是黑风女妖并未被降服，她躲在涝河旁的一个洞中，经常出来祸害百姓。帝尧母亲得知后，决定帮助儿子降服黑风女妖，她手执桃符，用神咒封住洞口，从此女妖再没出来作怪。人们感念帝尧母子的功绩，为其修建庙宇加以供奉。

除此之外，帝尧对舜考察过程中看到舜在历山耕种的场景：舜将簸箕放在耕牛身后，当牛不好好犁地的时候，就通过敲击簸箕的声音让牛误以为是在鞭打另外一头牛。舜的智慧和善心得到了帝尧的称赞，舜也成为帝尧心中继位的候选人。由此可见，在帝尧时期，善于农耕、爱惜牲畜的农本思想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还有帝尧与后稷的传说同样是体现农耕文明的重要内容，帝尧建都平阳后，听闻后稷善于种植粮食，于是就让后稷掌管农业，后稷也因此成为农耕始祖，五谷之神等。农耕文化的精髓即在于“以农为本、以民为本”，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最早帝王的传说也多与农耕文化相关，这些传说经由历史河流生生不息地流传下来，成为地域社会独特而有标志性的地方传说，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花园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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